70年来乡村治理的自治传统及实践动向

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的主要方法,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同时,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制度实践,能否适应新的社会形式变化,能否有效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实践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施效果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村民自治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北大核心SSCI

201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30周年。30年来,学界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持续推进,从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研究到村民自治的实践研究,接着到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研究,再到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模式研究,研究的关注点不断转换。在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学界对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单元等村民自治核心论题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实复杂性的认识,而且为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参照。回顾了30年来村民自治的研究成果,接下来的村民自治研究需要持续关注如何挖掘基层社会自治的传统资源、村民自治与家风建设、村民自治与公民权建设等论题。     

村民自治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201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30周年。30年来,学界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持续推进,从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研究到村民自治的实践研究,接着到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研究,再到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模式研究,研究的关注点不断转换。在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学界对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单元等村民自治核心论题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实复杂性的认识,而且为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参照。回顾了30年来村民自治的研究成果,接下来的村民自治研究需要持续关注如何挖掘基层社会自治的传统资源、村民自治与家风建设、村民自治与公民权建设等论题。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现代人、民治与乡村治理——基于中国政治社会转型视角

如果说当前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终点是"民治",那么以权利义务观念明晰的"现代人"作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无疑是乡村治理着眼于长远的谋篇布局。而针对当下管控行政的权威危机与村民自治制度发展乏力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只有实现两者的外在平衡,使两者真正内在融合,才能真正发挥自治的作用、改善乡村治理实践,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持。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范式与路径选择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打破了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但随着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不断变化,原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固有的不足也越来越明显。文章剖析村民自治制度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总结各个历史阶段的实践历程。同时反思村民自治制度存在问题,探讨新形势下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路径选择。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培育契合乡村振兴的新乡贤

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新乡贤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平安乡村建设、传统文化传承等影响重大,但也面临认知困境、原生培育动力缺乏、规范化运行有待加强等方面的难题。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培育新乡贤有利于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和拓展村民自治的探索与思考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近年来,常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尤其在探索村民自治、推进乡村治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尝试。现以     

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党组织领导方式调适

我国农村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农村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村民自治制度是目前唯一适合我国农村政治发展现状和政治承受能力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是实现农村政治发展目标的物质载体.它要求党在领导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以保证党的领导体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发展达到良性互动.     

乡村关系与乡村民主--"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我国农村实行政社分开、恢复乡政府及实行村民自治以来 ,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乡镇作为基层政权组织 ,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输出终端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机构 ,是乡村社会利益表达与维护的基本组织 ,乡村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影响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村民自治的建设与完善也关系到乡村民主的发展和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前景。自“乡村分治”以来 ,人们关于乡 (镇 )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究竟是“指导关系”还是“领导关系”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乡村关系的调处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困难。如何…     

新农村建设中的精英治理困境分析——以恩施市南里渡村为例

村治模式的选择与运行已经日渐成为影响着国家基层的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关乎中国农村发展的状况与方向以及现代化的实现。当代中国村级治理的特定模式是村民自治,然而由于受经济条件、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村治实际中存在着大量的却是以村民自治为形式的实质上的精英治理。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精英治理有助于农村各种资源的管理、分配,也有益于民主、法治观念向农村社会的衍伸,以及村民最大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但同时,精英治理也有自身难以忽视的困境,不利整个农村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恩施市的南里渡村的精英治理值得作为案例分析。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与村民自治

现代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必须纳入到政治现代化这一宏观大背景下来考察.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系模式正处于一种变动、整合的阶段,再加上中国农村发展极不平衡,使这一制度在理论假设和理论设计上,都与部分农村的具体情况存在着一定差距,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诸多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根据中国乡村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特点,注重村民自治发展环境的建构,以制度创新来推进村民自治的现代化,并选准突破口,使村民自治走上规模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道路.     

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负态因素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与对策

中国的村民自治这一政治民主实践,不能游离于扎根其中的社会文化背景之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的负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小农意识导致村民自治组织运行的不规范和不稳定;二是传统政治组织文化落后导致乡村宗族势力的强大;三是转型期乡镇政府政治权威的弱化导致村民自治有过分自治化倾向。针对上述问题,必须采取多种措施促使乡村文化转型,促进中国农村政治民主的现代化。     

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游祥斌在《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期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架构下，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由统治到治理是中国乡村治理关系重建的理论基础，治理理论有助于解释与解决中国乡村社会结构重建中的问题。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优化路径

村级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部分,既具有"国家性"又具有"社会性"。村级组织由基层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构成,"一肩挑"在强化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对于群众主体性的发挥和村民自治的运行也会产生影响。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关键在于厘清乡村发展目标和村级治理定位,在此基础上完善村级组织与村级制度。     

自治重心下移:缘起、过程与启示——基于广东省佛冈县的调查与研究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可开展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本文以这一改革先行先试点之一的广东省佛冈县作为分析对象,认为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是利用传统资源化解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传统治理基础与现代国家建构相脱节问题的一种全新探索,其本质是通过传统村治资源的现代化来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然而,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随着传统因素的日益消解和政治场域的变迁,传统资源自身的限度日益突显,村民自治重心的下沉也将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挫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体验、新理念、新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标志着我国现代乡村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基于改革开放百村中典型乡村的再调研,从实践层面剖析乡村治理经验,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上的理论准备。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实践上的重构,需要治理资源再配置,这就要遵循治理的一般规律,引入现代治理的新理念,遵循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魂"三治融合"的原则,战略层面优先规划制定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体系,决策层面打造现代乡村治理多元共建共治的实践格局,工作层面建设现代乡村治理组织协同的实践机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治理能力,努力实现协调和谐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