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中的东南亚因素

冷战时期,日美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最重要也最为核心的双边同盟。在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因素是重大影响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南亚是确保日本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和日美同盟安全的关键地区;第二,日美同盟是包括美国东南亚同盟体系在内的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第三,日本发挥其盟友作用,配合美国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从“软”方面确保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安全,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     

美日同盟的新一轮强化:内容、动因及前景

2015年4月底,美国和日本签署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是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的一个标志性节点。美日不仅更新了同盟的主要目标,更显著拓展了两国安全合作的范围和层次。美日战略目标和政策方针高度契合是美日同盟强化的主要原因。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安倍政权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需要两国相互配合与支持,这使新形势下强化美日同盟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然而,美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导向也在一些关键领域存在分歧。     

日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日美同盟在二战后大致经历了"威权同盟"、"互助同盟"和"伙伴同盟"三个阶段,这一同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是双方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有不断交迭和发展变化的共同战略利益.同盟中的美日两国既相互倚重,又彼此制约,同盟性质也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发生着嬗变.21世纪,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调整和日本的日益强大,日美同盟将对亚太格局的形成与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     

离岸平衡理论视角下的日本对华制衡战略及其困境

离岸平衡手通常凭借其特殊的地缘位置,通过推卸责任、构筑均势等策略对大陆的潜在霸权进行制衡,维持大陆均势,保证和扩大自身的权力。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遏制意识空前增强,并积极采取行动,形成对华制衡战略。在目前的亚太格局中,日本对华制衡所采取的行动符合离岸平衡手的一般模式,即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寻求推卸责任;借印度、东盟国家等在地缘上制衡中国,以从中寻求自身安全和权力增长;联合亚太众多国家和地区构筑包围中国的均势同盟。但日本的制衡战略也面临诸多困境,其制衡中国的目标并不能实现。中国应在准确把握其战略本质、充分认识其战略困境的基础上积极应对。     

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

冷战后日本军事大国化倾向不断加强。这是与日美同盟的强化过程同步进行的 ,日美同盟成为日本政府拓展军事力量发展空间的主要外部借助因素。日美同盟不仅提升了日本自卫队的军备扩张水平 ,且促使日本的海外派兵日趋“正常化”,但日本自主防卫力量的发展也给未来的日美同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冷战后美日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 ,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日关系也随之加以调整 ,由初期注重经济关系到中后期注重安全合作关系 ,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 ,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消极影响。     

美日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

冷战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谋求面临各种直接或间接因素的制约,而美日同盟关系的持续存在则是其中一个关键的结构性变量.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对日本来说实际上具有双重性质,它在为日本安全提供"保护伞"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的行动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日同盟作为一种结构性制约因素内在地限制了日本作用的发挥,使日本基本上没有机会实现在朝鲜半岛事务中谋取更大发言权和影响力的企图.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美日同盟的机制化与战略转型

美日同盟起源于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安排,其机制化就是指美日双方不断确立同盟共识,并基于同盟共识来确立战略目标,建立同盟合作规则和机制的进程。自1960年修订同盟条约之后,美日制定和升级了三个《防卫合作指针》以推动同盟的机制化。作为美国控制日本的长期战略框架,美日同盟建立在美日之间的安全和经济的战略大交易基础之上。美国利用双边的同盟结构,采取所谓"高压政治"的手段来掌控日本和美日同盟,这使得它的"同盟困境"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美日同盟的机制化进程与经济关系的失衡是相互加剧的关系,并隐含着推动日本军事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美日同盟的机制化实质上就是美日军事一体化,常设同盟协调机制(ACM)的提出标志着建立固定的、实体性的军事结构的开始。当前美日同盟的机制化或军事一体化以应对"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为新的同盟共识。     

美日跨领域防卫合作评估:战略考量与现实挑战

近年来亚太安全局势波诡云谲,大国摩擦趋于激烈。在此背景下,美日意图融合陆、海、空等传统领域与太空、网络、电磁频谱等新领域,大力推进跨领域防卫合作。两国合作动向蕴含多重战略考量:赋予美日同盟新的战略意涵,强化其遏制能力与应对能力;多维度重塑美日印太安全合作体系,强化对中俄战略威慑能力;日本欲借与美合作构建自身跨领域防卫体系。美日合作也面临制度、法理、经济等多层面挑战。在中美博弈趋于长期化、美日军事一体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未来美日跨领域协同防卫合作将会继续发展,并将对中国周边、亚太乃至世界安全局势造成明显冲击。     

试析日本的多层次防卫战略

2010年12月,菅直人内阁的《2010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和《2011至2015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获得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批准并颁布。新大纲主要体现了几个特点：一是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重组自身防卫力量;二是深化日美同盟,继续推进双方军事一体化;三是与美国联手,拼凑亚太多国联盟。尽管新大纲已颁布三个多...     

美日同盟:面向21世纪的全面调整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日对双边同盟进行了新一轮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和演变受一系列因素影响,并对日本的安全政策走向、东亚地区安全环境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权力转移、战略依赖与联盟转型——以冷战后美日联盟转型为例

联盟是一国通过外部方式增加权力,服务于自身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主导国建构联盟体系旨在维持其主导地位。由于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格局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主导国战略目标不变,相对权力变化有利于主导国时,其对于盟友的战略依赖下降。此时,主导国推动联盟转型以强化对于盟友的控制,盟友的自主性更受制约,主导国或者是将盟友地位矮化、联盟功能简化,甚至解散联盟。当相对权力变化不利于主导国时,联盟对于主导国的价值提升,主导国对于盟友的战略依赖加深。此时,主导国更可能提升盟友地位、强化联盟承诺、扩大联盟的职能。冷战结束之后,美日联盟经历了可能瓦解的危机。文章以冷战后美日联盟转型为例,探讨了美日联盟经历的三次大的转型。在当前的美日联盟中,解禁集体自卫权是美国给予日本一定自主权的重要标志,联盟的安全与防卫合作在空间上扩大至全球范围,在时间上覆盖了和平与战时的全过程。但是,美日联盟转型弱化了美国对于日本的控制,增加了美国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     

国际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

国际格局对战后非"正常国家"日本的战略选择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日本又积极运用国际格局为其大国化服务。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较快地重新获得主权国家身份,后又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大国目标。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转变,日本将之视为实现政治大国的"机运",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其中努力发挥更大的责任和作用,同时在军事转型上进行摸索性突破,为全面大国化助力。伴随着多极化格局的深化,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日本更多的是感到压力和"威胁",追求大国化进程明显加速,在军事"大国化"的转型上尤为突出。但是,日本在谋求大国化的道路上存在着障碍,前景并不乐观。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二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了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在东亚的单边及多边同盟体系。因此,雅尔塔体系遗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通过在东盟"10+"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平台实施经济外交,比较成功地把主要大国及区域集团力量牵绊在东亚地区,并藉此影响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     

变动中的平衡: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过去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历经了三次变迁。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使东南亚地区的冷战格局发生变化,东盟创始成员国开启了退出冷战的历史进程,使东盟得以顺利度过脆弱的襁褓期。1978年,越柬冲突爆发,东盟积极参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摆脱了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但也暴露出硬实力不足的缺陷。1991年冷战终结,亚太安全体系发生历史性的剧变,处于地区安全结构平衡点上的东盟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创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成为亚太安全合作进程的"驾驶员",其地位与影响走向巅峰。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理论模型来看,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根源于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与东盟战略选择的互构。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影响下,亚太安全体系的结构变革逐渐深入,东盟在其中的关键地位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东盟各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深刻理解东盟与亚太安全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做出合理的战略选择,对于东盟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普通国家"目标与日本对联合国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摆脱了过去从属于日美基轴这一框架结构,更为注意表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通过推动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追求、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人类安全保障理念的提出等,日本在国际体系内离"普通国家"的目标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