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制度空间、实现路径与当代价值

乡村振兴是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推动乡村发展的过程,为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提供了制度空间,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的范围扩大且作用日益凸显。基层政府通过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激活民主机制,从而推动民主参与向权力行使和监督环节深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提高国家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资源供需均衡、降低资源使用成本和提高监督成效。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关系失范的宏观体制根源

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与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形成了以国家行政管制和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政治格局.按照制度文本上的规定,乡镇政府是农村最低一级政权,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二者之间是"指导-协助"关系.然而,现实中乡村关系却存在着失范乃至冲突的一面.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乡村关系现状的分析,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了乡村关系失范的宏观体制根源.文章认为,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过度干预、村委会的附属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的主要难题;乡村关系失范的宏观体制根源,主要包括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压力型行政体制、权力与利益的自我膨胀性、制度供给的短缺、现行的财税制度、党政美系等六个方面.     

乡村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湖北枝江村务公开调研侧记

基于对枝江市村务公开的实地调研和实证材料,笔者认为在基层的压力型政治生态中,行政权力的硬约束和推动村民自治的行政设施的错位,制约村民自治始终不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因此,转变基层政治生态,找准农村政策的着力点和作用机制,互动、整体、系统、高效地推进新农村建设是我们在进行乡村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后的必然选择。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生成、价值与运作——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村庄内生和行政外赋是村民自治制度生成的双重逻辑架构。同时,村民自治也是一种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其制度运行历经了政治参与到政府治理再到社区建设的价值嬗变过程。在发展导向上,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关注民生、彰显民意。因此,要在民主程序的创新实践中提升基层民众的民主能力,培养民众的基本民主素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本形式的村民自治,已经催生和引发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促进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有效监督的路径——基于浙江省F区的调研分析

正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按照党中央关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权力的监督制约,推动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村务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村监委")作为农村基层权力监督的重要机构,其监督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是积极的,有意义的,符合基层民主管理的大方向。村监委作为基层民主政治进步与发展的显性表现形式之一,是制衡村干部权力、保障村民权利,进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现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有力抉择。然而从当前村监委的作用发挥现状来看,仍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笔者通过对浙江省F区村监委运行现状进行调研分析,以期对村监委实现有效监督的路径作出探究。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推进移风易俗的实践研究——基于宁夏中卫市B村的调查

农村移风易俗是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既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积极介入，也需要社会力量和民众的参与。基于宁夏中卫市B村的调查发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运行模式是在乡村治理失效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发挥基层创造自主性的一种体现，也是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促进村民自治的体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需要以柔性嵌入机制、权责共生机制、治理互融机制助力推进移风易俗。     

基层民主实践与乡村治理绩效——基于温岭的调查与分析

作为基层民主的创新载体，民主恳谈促进了乡村社会和谐与民主治理结构的建构。民主恳谈的制度绩效正是在这种制度建构的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的。民主恳谈促进乡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形成乡村公共决策的互动机制，达致合作型的乡村治理结构。     

乡村政治生态视阈下村干部廉政建设思考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区政治生活状况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良好的政治生态能够形成内聚人心、外树形象、集中精力、形成合力的良性循环机制。目前我国部分乡村干部由于正式收入低微,与其责任、贡献及工作量脱钩而产生心理失衡,加上领导责任制及监督体系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导致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现象十分严重,负面示范效应强烈,严重影响农村政治生态稳定。在乡政村治体制内“国家-村庄精英-村民”的村庄三重权力结构下,要坚持依规、以德治党,依靠制度化反腐建设廉能政治,加强对乡村干部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党风廉政建设,全面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治理结构向良性转化。     

基层社会的分权是如何进行的——对东南沿海D镇征税过程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轨和政治改革的多重压力下 ,基层社会正在进行着意义深刻的权力重新配置过程 ,乡村政治精英通过对国家与村社两种话语的操控与支配 ,竞争上与国家共同管制现代经济领域的地位 ,并且深刻地改变了基层政权的权力运作方式。国家将管制技术精密化 ,不自觉地导致了政治资源利用的单一化。与村社保持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平衡是基层改革的必然路径。     

村民自治进程中的权力腐败问题与监督制度建设

我国农村正处在乡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和城镇化的浪潮中,农村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村民自治权力运行的普遍失范导致的村官腐败已成为困扰农村发展稳定的突出社会问题。各地积极探索建立制约和监督村民自治权力运行机制,人们开始了对制约和监督村民自治权力运行制度建设的探索,并创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研究和探讨上述问题,要科学分析村民自治权力的应然模式、方法模式和实然模式,要用客观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看待村民自治制度及其存在的权力腐败问题,研究村民自治权力运行中的腐败问题要充分考虑村民自治制度固有的特征,要从完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的立场出发设计科学的监督制度,要不断提高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执行力,切实保障监督制度的贯彻落实。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生成、价值与运作——村民自治运行的政治社会学变迁

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村庄内生和行政外赋是村民自治制度生成的双重逻辑架构。同时,村民自治也是一种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其制度运行历经了权利保障到民主启蒙的价值嬗变过程。在运作模式上,村民的民主权利要在公共事务的组织参与中得以变现,目的就是城乡人口流动和融合的背景下进行社区和村庄治理。因此,村民自治的程序提升了基层民众的民主能力和民主素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本形式的村民自治,已经催生和引发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促进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完善村民自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民主制度,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主要实践形式.村民自治保障了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促进了农村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文章对当前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措施,以期使村民自治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论乡村治理中的有效沟通——以成都市村民议事会为例

有效沟通是乡村善治的客观要求和主要指标。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催生了乡村治理的再次变革,村民议事会的建立意味着乡村治理模式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基础上一种新开端。从实际运行来看,成都市村民议事会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作用。村民议事会事实上成为农民利益的实际代理人,成为村民委员会过度行政化的矫正者,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者。为了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沟通,必须保障主体权益,明确村民议事会的法律地位,为乡村治理的有效沟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疏通沟通渠道,进一步发挥好村民各种组织的作用,为乡村治理有效沟通建构健全的网络体系;完善沟通机制,进一步形成政府"掌舵"和农民"划桨"的合力,为乡村治理有效沟通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     

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转型——基于村民自治对乡村典型政治影响的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逐渐从一个总体性的单一社会变为一个分散、异质的多元社会,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和治理目标等发生变化,这就使得自革命时代传承至今的乡村典型政治与新时期的乡村主要治理形式——村民自治之间产生矛盾,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崛起和乡村典型政治的衰落、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颉颃以及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冲突。     

三个重要文件与新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变革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政社合一的乡村基层建制逐步被乡政村治体制取代的过程中,有三个文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撤社并乡具有合法地位,宣告了人民公社历史的终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制定和试行,使1982年宪法关于村民自治的规定具体化;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新时期中国乡村基层政治的变革和政治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保障农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具体表现。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乡村博弈与农村社会管理的科学化

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改变了计划体制下的乡镇——乡村权力结构，影响到党和国家政策在乡村的贯彻和落实。在社会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利益矛盾冲突的情况下，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以利益协调为基础，理顺乡镇——乡村权力关系，巩固党执政的基层基础，是激发社会活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条件。     

探索乡村治理的“五治融合”新机制——基于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的调研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不能仅限于产业、行业和地域性发展的技术层面,还应体现在深化乡村的基层治理上。为此,一定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试论村“两委”书记主任“一肩挑”的权力监督

为了消除村"两委"分设模式中的矛盾冲突和村级权力结构不稳问题,当前全国多数省份正在或者已经推行村"两委"书记主任"一肩挑"模式。"一肩挑"者总揽村"两委"决策、执行和部分监督权力。在这一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中,由于组织内部缺乏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以及村庄派系、村民"搭便车"、"依持-庇护"等因素对监督体系的影响,包括上级监督在内的村民监督委员会和党员村民问责回应等监督能力不足。因此必须建立村"一肩挑"决策过程中外部权力的嵌入机制,做实村民监督委员会,创新农村发展项目监督特派小组机制,加强党员村民的民主素质教育,完善村民委员会和农村党支部委员会的选举制度,进一步提高村"一肩挑"权力监督体系的总体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