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行为——保证人类型之否定

先行行为概念自从斯鸠贝尔(Stübel)提出至今,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其作为保证人类型之一,得到多数学者赞同和司法判例支持,在中国刑法学界更似乎是一种确认。但质疑先行行为保证人类型的学说在大陆法系国家曾间或出现。从世界范围内刑事立法上对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规定的历史变迁来看,明显呈现出对先行行为作为义务根据性从全面确认到严格限制的转变的特点。先行行为范围的不确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先行行为保证人类型的法理基础的不同,从而造成先行行为是否保证人类型的困惑。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考虑刑法体系的完整性,唯一结论只能是:否定先行行为保证人类型。     

先行行为若干问题探析

先行行为是刑法中一个独具特色的概念，它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某种行为而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使行为人负有防止或者排除这种危险发生的义务。先行行为作为义务来源而被引入刑法领域研究，有必要从刑事司法角度研究先行行为刑法性质，分析先行行为义务构成要件，进而为司法实践所常见的合法行为、犯罪行为以及作为与不作为，构成先行行为进行实务评判研究。     

论合法行为不能成为刑法中的先行行为

先行行为理论是刑法不作为犯中的重要理论,但是关于先行行为应当包括何种性质的行为存在较大的争议。争议的背后隐含着评价标准的不统一,这也导致了先行行为范围确定上的分歧。通过对先行行为范围标准的理性确认,合法行为不应当成为刑法中的先行行为。     

不作为犯之先行行为范围浅析

不作为犯罪的成立以行为人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为成立要件，而先行行为是作为义务的产生来源已为各国刑法理论所承认。先行行为是由于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对法益造成危险，从而承担一定的作为义务。本文主要论述了先行行为的范围，认为先行行为既可以是合法行为也可以是违法行为，犯罪行为也可以成为先行行为，但以刑法上未规定结果加重犯和其他罪名为限，作为和不作为都可以成为先行行为。     

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的理论根据

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面临正当性质疑,目前有代表性的实质法义务理论中,无论是先行行为说、危险创出说还是支配理论、管辖理论均难以为先前行为提供实质化根据;以此为由否定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主张对先前行为人论以过失中止犯、结果加重犯、第三类不作为犯或作为犯的观点,也存在疑问.应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论证先前行为人最可能、最应当承担结果回避义务,肯定其保证人地位.从这一理论根据出发,还可得出如下结论: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应限定于重大法益,并且源自违法行为;在不成立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也足以保护法益的场合,无需承认该义务类型.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义务来源

目前，我国刑法对于不真正作为犯的成立条件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对于不作为的义务来源，尤其是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先行行为的义务来源问题也没有作明确限定。法理上，从最初斯图贝尔提出先行行为也是作为义务发生根据的理论之始，有关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先行行为义务发生的根据的争论就没有停过，该问题也是这一领域讨论的中心问题。而这也折射出我国刑法立法和理论的缺陷，因此，从理论方面对该问题的明确限定也是促进理论和实务相统一的关键。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只能是法律义务,不能是道德义务,否则,就会扩大犯罪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先行行为必须限定一定的条件才负有作为义务。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可以是过失犯罪行为,但不包括故意犯罪行为。正当行为只可能引起道德上或民事上的义务,不能引起刑法上的作为义务。正当行为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的先行行为,否则,刑法体现的价值是对非法行为的保护。     

先行行为的定位、范围及立法之探讨

先行行为是刑法上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来源之一,其原因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般经验的结论,更主要的是由于它是法律行为。在客观上存在防止最终的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时,过失犯罪行为可以作为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先行行为可以是不作为,但理论界经常引用的两个案例并非适例,应予修正。先行行为应当在刑法总则中加以规定。     

浅析犯罪行为可否成为先行行为

先行行为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的来源。但是理论界对于先行行为的范围有所争论,特别是其中犯罪行为是否为先行行为争论较大。本文从先行行为的构成条件,刑法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期待可能性并不表明犯罪行为人的作为义务以及超出犯罪构成的危险的先行行为并非犯罪行为这四个角度进行分析,以否定犯罪行为为先行行为。     

不作为犯中先行行为的再认识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先行行为是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之一，但是一直以来，对于先行行为的争论就没停止过，本文拟就先行行为的经常争论点写出笔者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刑法学中作为与不作为竞合之辨——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对作为与不作为的竞合能否成立的问题，应将行为事实本身作为考察问题的基础。当只发生一个行为事实，则对该行为事实本身以及对该行为事实所作出的“应该”或“不应该”的价值评判，是不能构造出所谓作为与不作为的竞合的。即便是一个犯罪行为是由两个以上阶段性行为复合而成，即该犯罪行为是复合行为，如果复合行为中的阶段性行为在违反刑法规范的类型上即在刑法规范的违反性上具有“一致性”或“同质性”，则也难以构造出所谓作为与不作为的竞合。作为与不作为的竞合引起了刑法规范分类的混乱，并在“重复评价”之中叠加着刑事责任。因此，无论从行为事实层面，还是从刑法规范乃至刑事责任层面，所谓作为与不作为的竞合都不可取。     

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对于一些缺乏主观罪过或主观罪过不明确的特殊侵害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法制度。这些侵害行为属于刑法中的一些特定的犯罪或犯罪类型。法律允许在犯罪构成的其他主客观要件具备时，不论主体是否具备主观上的罪过，均确认其犯罪性质，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研究

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应当是对法益安全造成了现实、具体、紧迫危险的行为,先行行为具有直接性、高概然性、临近性三个特征。原则上,先行行为应当以违反法律规范为前提。但是,在对行为人施加作为义务不与刑法的其他更高价值追求相违背的前提下,合法的先行行为也能够引起作为义务。在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前提下,应当肯定犯罪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自身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既可以是故意或者过失行为,也可以是无责任行为。     

刍议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

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中,先行行为是一重要来源。对于先行行为的范围,在刑法理论上存在先行行为的性质是否仅限于积极作为、合法行为等争论。本文在考察了各种相关观点后,认为先行行为不仅限于积极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可以是合法行为,也可以是犯罪行为。先行行为是引发不作为的原因力,从而确定不作为的责任主体。对于先行行为引发不作为这一过程,不要求行为人对此有过错认识。     

关于先行行为范围的探讨

本文对刑法中有关先行行为的几种观点进行了评析,并提出和论述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先行行为可以是合法行为或违法行为,但不能是犯罪行为;先行行为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先行行为并不限于有责行为,还可以是无责行为     

无效保证合同及其保证人责任之探讨

保证是一种与物的担保相对应的债权担保制度，它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的目的是保障债权的实现，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的流通，维护交易安全。但是在实践中常常出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况，那么，如何确认保证合同无效，保证合同无效后，保证人的责任如何界定，这是一个长期困扰经济审判人员的难题．本文拟就对无效保证合同及其保证人之责任进行探讨。一、保证合同无效的确认保证合同无效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一是因主合同无效而导致保证合同无效，二…     

不作为犯中先行行为的再认识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先行行为是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之一,但是一直以来,对于先行行为的争论就没停止过,本文拟就先行行为的经常争论点写出笔者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论合规负责人的保证人义务——以证券犯罪为示例

德国2009年关于合规负责人的保证人义务的判决值得我国引鉴.在应对金融商品交易、食品药品生产销售、生态环境治理、疫情预防控制等经济主体的监督管理失职方面,确立合规负责人的保证人义务是刑事合规机制构建不可或缺的环节.合规负责人的作为义务是一项以监督、阻止、制裁与报告等为核心内容,涵盖范围广泛的"保证人义务".如欲将其转换为刑法上的保证人义务,必须从规范性视角而非事实性视角出发.鉴于我国目前刑事法律中缺少类似于德国刑法典第13条的规定,从学说视角来看,最理想的模式是从准作为犯说向机能二分说的演变.而从刑事立法的视角来看,则是实现从缺少明文规定向明文规定的转变.     

人民法院审理国家赔偿确认问题与执行救济制度研究

一、概念梳理及问题提出(一)概念梳理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类型看,我国的国家赔偿有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两种。而从赔偿程序看,凡是赔偿请求人要求国家赔偿的,均应当先行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对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进行确认,也就是赔偿先行确认原则,这就是所谓的国家赔偿确认。这两种赔偿都涉及确认的问题,即行政赔偿确认和司法赔偿确认。其中,司法赔偿确认又分为侦查机关赔偿确认、检察机关赔偿确认、审判机关赔偿确认和监狱管理机关赔偿确认。由于确认主体分别为公安、检     

行政行为的刑法机能研究——入罪视角下的分析

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大量的行政行为在定罪、量刑、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等方面的条文，凸显了行政行为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影响。行政确认行为体现了对同一个行为之主观心态认定的行政认定和刑事认定产生的悖论，这要求刑事司法认定不能以行政确认为前提。行政处罚作为犯罪成立之前提更有准严格责任适用之意味，这会导致取消该罪本身成立的既有刑法标准。在量刑上，行政处罚作为刑罚从重处罚的依据是时无关之已受处罚的行政违法行为不当评价的结果。基于常识，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行政处罚作为刑事司法的证明事实也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刑罚替代措施的行政处理是违法司法解释的产物。基于此，对入罪和量刑之行政行为必须建立一般司法审查机制，这是控制大肆扩张之行政行为以及罪刑法定和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