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秋菊懂法

<正>作为权力的一种,司法权威的维持首先靠国家强力,其次靠社会共识——在一个有序的社会,强力所起的作用小,共识所起的作用大。在司法这个天然反民主的领域中,要更加注重民主的因素,也就是必须有更高程度的司法民主。电影《秋菊打官司》讲述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它触及的问题在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问题大体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倔强的村妇秋菊因为丈夫被村长踢伤了"要命的地方"而要讨个"说法",但法律无法理解她对正义的界定,法律也不能提供她需要的正义的实现方式,反而让她陷入了困惑和尴尬,法律     

系统论视野中有组织地教育未成年人研究——兼谈社会权力介入家庭教育的边界

在"系统理论"视野中,未成年人教育是一个有机组成系统,其中家庭教育是这个系统的一个互动单元,而"社会权力"介入则是这个系统中的另一个互动单元。有组织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就是使系统中各单元间形成良性互动。我们需要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把握家庭教育与"社会权力"介入这两个互动单元的结构安排,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教育的基础,"社会权力"介入是家庭教育的补充,二者泾渭分明,又相互渗透、影响和转化。"社会权力"对家庭教育的介入应当有其边界,遵循自愿性、补充性、不得已性及自律性原则。家庭教育与"社会权力"两个单元的良性互动、协调配合是未成年人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途径。     

郑永年:集权为了改革,改革需要分权

<正>改革者需要权力,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啃骨头就要有权力,但集权本身不是目的,要发挥社会的活力还是要还权于社会。十八大后中国权力格局有了变化和重构,在今天,已稳固形成新的政治权威,习近平事实上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设计师"。正如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中国领导层已向外界证明,他们有能力做出艰难决定并聪明地贯彻实施。中国需要继续出发,而如何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不竭动力,如何激发社会活力,成为一个巨大挑战。这一     

论民事合同纠纷执行难的法理分析及解决建议

民事合同纠纷的执行占了民事执行工作乃至执行工作很大比例,民事合同纠纷执行难不仅影响社会公众对执行工作、对司法的信任;而且也不利于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执行难已经超越司法领域,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规定不完善而致使执行工作难以操作的因素,也有当事人的风险意识不强、执行协助单位不配合等社会因素。因此,我们应从社会的角度去看待"执行难",从社会的角度探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打破官本位

近日,人民论坛杂志就"官本位"问题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65.8%的受调查者认为当前官本位现象十分严重;68.5%的受调查者择业时优先选择"党政机关公务员"。而"官迷"迷"官"原因前三位是"灰色收入多"、"权力效用大"、"社会地位高"。人民论坛杂志在报道中认为,当一个社会一切决定于官、一切听命于官、一切为了做官,"官"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时,必然会     

性被害与司法的概念重构

围绕性被害为研究重点,我们建议从法律和公民社会二个层面建立广泛的司法机制来拓展被害人司法的含义,并制定健全的评价与对比方法。被害与司法模式包括以下三个要素:司法机制,被害情境以及被害人司法需求。司法领域需要新的方式对司法回应进行阐述和对比。我们应以传统和创新司法机制的概念取代报应和恢复性司法,并在赔偿、补偿、恢复等关键术语上达成共识。此外,应将性被害问题置于更广阔的情境或参照域中,通过关注性被害的不同情境,可以建立更系统、可靠的被害与司法实证基础。最后,在司法领域需要比"满意"或"治疗效果"等更清晰的标准来衡量被害人的司法体验。引入被害人司法需求(或利益)的概念可为评估和对比传统与创新司法机制以及理解被害人的司法预期提供新的前景与视角。     

社会建设走向“现实主义”

<正>通过官僚机构的运作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实是孤单的。它需要一个有力的盟友:社会有机体作为权利主体的参与。中国社会处于一定程度的撕裂中,有待修复,执政党和政府对此有高度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毕竟,"社会"如果不行了,其它的都会失去根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因如此,执政党强调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把社会建设作为"五个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提出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有专门论述。这是一个宏大、深远的战略谋划。     

“灰色治理”之困

《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有语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关系、基层官员和民众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是否稳定的晴雨表。原因似乎很简单:上层和中层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制度、法规一样,与社会、民众的关系是抽象的,而基层权力,则直接和社会、民众打交道,它如何对待后者,具体地、现实地决定着后者对整个国家权力的反应。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地重复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套故事。而基层权力的失控,官吏对民众的侵害,总是它的一个制度性后果,一个引燃社会炸药的因素。它像噩梦一样纠缠着每一个王朝。     

论我国现行民事起诉制度的完善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第二次修正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正有不少的亮点,但是,在理论界一直呼声很高的解决我国"起诉难"的问题上,除了相关条文顺序的变化外,在实质层面没有作出更改。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为最终裁决,民众为解决纠纷,会通过正当的方式去寻求解决,但当很多纠纷起诉到法院后,却因现行民事起诉制度的问题被阻挡在司法大门之外。如果民众连法院的门都进不了,连诉讼程序都无法启动,谈何司法对权利进行保护?那么民众只能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私力救济,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必定混乱,这与我们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背离。因此,为解决"起诉难"问题,重构我国的民事起诉制度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权力转型与“敦克尔克撤退”

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意味。     

成就与挑战: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念与对外政策形势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至今大多依靠广义的软权力并且取得伟大成就的和平发展有越来越明显的根本大战略裨益,并且在世界政治很大部分变化着的基本性质中有其坚实基础。然而,中国大体上依然缺少狭义的软权力,特别是其中关于基本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软权力(或曰最大的狭义软权力)。与和平发展密切相连的和谐世界理念基于四大要素:世界政治基本性质正在经历的变迁;中国和平发展的伟大实践经验;中国的世界秩序理想;中国的大战略需要。"国际责任"正在成为中国大战略问题的首要关键词,而当前一种新的对外政策形势——重要的新麻烦迅速多样化增生和分散化表现——蕴含着中国正在面临的意味深远的新挑战。目前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就是要鉴于中国目前内外瓶颈问题的一大共同来源,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不平衡的发展模式。     

浅析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

在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现象——公司表面的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并不一致,并且这种不一致是表面上的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合意的结果,是由契约约定导致的——即所谓的"隐名股东"现象,其中的实际出资人即被称作""隐名股东"。而这种不一致给当今的民商事司法裁决带来诸多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问题。本文即针对这一问题作出相关探讨和阐述,以期能够为司法实务提供一定的帮助。     

宵禁令时代已衰落

青少年宵禁令制度曾经在美国许多地区广泛实施,并成为美国青少年的一种生活方式。然而作者通过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对青少年宵禁令制度的调查,结果却发现青少年宵禁令制度对并不能有效地减少青少年犯罪。而且笔者认为青少年宵禁令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种族歧视、司法资源的浪费、伤害青少年的问题,实际是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因此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已走向衰亡。     

论体育仲裁接受司法审查的正当性——结合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分析

本文将从体育仲裁司法审查的含义出发,分析体育仲裁接受司法审查的价值追求,重点剖析体育仲裁接受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提出体育仲裁权的权力性特征、体育仲裁协议的强制性特征、体育仲裁机构的独立性不足为体育仲裁接受司法审查的提供正当性理由。之后结合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实践对体育仲裁司法审查的范围进行分析,最后认为体育仲裁接受司法审查是为了促使体育仲裁权能够得到合法行使、体育仲裁裁决能够符合公平正义,最终目的是促进体育的良性发展。     

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宵禁令时代已衰落

青少年宵禁令制度曾经在美国许多地区广泛实施,并成为美国青少年的一种生活方式.然而作者通过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对青少年宵禁令制度的调查,结果却发现青少年宵禁令制度对并不能有效地减少青少年犯罪.而且笔者认为青少年宵禁令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种族歧视、司法资源的浪费、伤害青少年的问题,实际是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因此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已走向衰亡.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嵌入、契合与实效:我国少年司法转介机制研究——附条件不起诉社会支持体系的完善

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司法转处,减少了刑事司法程序对涉罪少年的干预,更有利于其复归社会,是少年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标识。附条件不起诉作为司法转处的内容之一,实效性受制于社会支持体系的完善程度。由于受少年司法体制的封闭性、司法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条块化的权力分割体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我国少年司法转介机制始终难以推进。为深化附条件不起诉社会支持体系,应以案主为核心,以案主需求为导向,以社会工作方法为手段,驱动社会资源"嵌入"少年司法,实现二者的"契合性"发展,并建立"实效"考核机制。     

会有一个“失败社会”出现吗?

阶层固化、社会结构锁定,正是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制度、政策在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时,偏向了他们或者"权力亲缘群体"的结果。这导致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不正义。无正义,则无未来。     

重构中国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

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权力和权能配置不合理,公共权力和职业权力因缺乏有力制约而被滥用。因此,"十二五"时期要从根本上解决复合性社会矛盾,就应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重构中国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使得公权力能按规范的轨道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