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滥诉的构成及规制

行政诉讼实践中出现的滥诉现象即行政滥诉。行政滥诉以权利相对性理论为基础,与诉权理论紧密结合。在构成要件上,行政滥诉以拥有诉权为其前提要件,主观上要求当事人存在恶意,客观上要求有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结果上要求对法院和对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另外,行政滥诉以提起大量案件为手段、利益相关性认定困难、主体存在联系等特点都对行政滥诉的构成要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法律规制上,既要从诉讼本身规制,也要从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和信访考核机制方面着手,建立信息公开收费制度,改变信访考核标准。同时,要注重滥诉规制与当事人权利保护的平衡。     

滥用民事诉权及其规制

滥用诉权属于权利滥用范畴,即当事人通过行使诉权达到非法目的,既侵害了国家法律和审判权,又浪费了审判资源,并剥夺了他人合法利用诉讼的机会。为保护当事人行使诉权,滥用诉权的构成要件应当严格明确,否则会阻碍当事人正常行使诉权。滥用诉权包括如下构成要件:第一,滥用诉权人存在主观上的故意;第二,滥用诉权人实施了滥用诉权行为。对于滥用民事诉权的规制,应当通过民事诉讼法、民事实体法和刑法等作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     

滥用民事诉权及其规制

滥用诉权属于"权利滥用"范畴,包括如下构成要件:第一,滥用诉权人存在主观上的故意;第二,滥用诉权人实施了滥用诉权行为。对于滥用民事诉权的规制,应当通过民事诉讼法、民事实体法和刑法等作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第一,起诉要件和     

论行政诉权

行政诉权是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因行政职权的存在和行使发生争议，依法向法院起诉，请求提供司法保护和帮助的权利。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界定了行政诉权的客体的范围，原告资格界定了行政诉权的主体的范围，行政诉权的行使必须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条件，行政诉权包括起诉权、对不予受理裁定的上诉权和要求得到裁判权。与民事诉权相比，行政诉权是对事的诉权、公益诉权、恒定的诉权和有限的诉权。     

行政之诉与诉权

伴随民事、刑事、行政三大现代诉讼法律制度的普遍建立和发展(有些国家还进一步建立了宪法诉讼制度),诉与诉权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已成为诉讼法学中的基本理论范畴。相比较,对行政诉讼中的诉与诉权(简称为行政之诉与诉权)的研究最为薄弱。本文拟把对诉与诉权的一般理解作为研究行政之诉与诉权的理论基础,然后逐次论及行政之诉与诉权的概念和特     

行政起诉制度的若干问题探析

行政起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公民和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于现行行政起诉制度忽视起诉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混淆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起诉证据规定不明确,当事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参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保障国民行政起诉权的需要。应遵循诉权保护、程序正当、司法最终三大理念,走出"庭审中心主义"的误区,完善我国行政起诉制度。     

民事诉权论纲

诉权是当事人因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或者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从而请求法院予以裁判解决的权利。诉权与诉讼标的是联系非常紧密的一对概念 ,诉权学说与诉讼标的学说更是迈着同样的理论发展脚步 ;诉权学说经历了从私法诉权说到公法诉权说 ,再到诉权否认说的三个阶段 ,实际上每一种诉权学说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一种完美的诉权学说至今仍然没有出现 ,但是公法诉权说的一些观点已经成为世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通说 ;诉权必须具备程序上和实体上的要件 ,否则诉权便不能正常行使和切实实现。     

行政起诉难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行政“起诉难”是当前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一个重要表征。当事人行使起诉权遇到的障碍主要源于《行政诉讼法》起诉制度规定及相关程序的缺失。以权利有效且无漏洞的保障为理念,以程序正义为广角,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区分程序当事人与正当当事人、起诉条件与诉讼要件,正确认识和处理起诉请求的有效性与正当性、起诉证据与定案证据、诉权保障与司法谦抑的关系,乃是完善我国行政起诉制度的关键所在。     

放宽行政诉讼起诉条件的诉权视角

诉权是当事人为保护其实体权益或者确认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请求法院以国家审判权的名义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权利。我国《行政诉讼法》设置的行政诉讼的门槛包括起诉人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诉行为主体是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诉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起诉人认为所诉行为侵犯其自身的合法权益。现有的行政诉讼起诉条件不利于行政诉权的行使,因此,应当修改《行政诉讼法》,通过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等方式以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     

行政公益诉讼的要件分析——以要件事实理论为视角

借助要件事实理论、要件分析方法,对行政公益诉讼进行要件分析,对当前行政公益诉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行政公益诉讼的要件包括诉前检察建议要件、起诉要件、实体判决要件、诉讼请求成立要件,要件分析主要是解释要件含义、梳理并分配要件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以私益保护和救济为主导的制度设计框架下,解释行政公益诉讼的核心要件应当考虑公益侵害及公益保护的特殊性。要件事实理论对于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证明责任分配有着新的启迪。     

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条件的适用检视与一体化重塑

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行政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享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权能。经过五年全面实施，办案实践分别从起诉期限属性、被告明确性、诉请具体性、管辖隶属性认定等四个方面出发，尝试确定起诉条件适用标准，提高行政公益诉权运行效能。由于一方面偏差定位行政法律监督功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层面，忽略国家权力之间的“功能秩序”平衡，另一方面尚未明确诉讼程序的保障性，在检察系统层面，忽略检察权能之间的“梯级秩序”平衡，导致检察机关适用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条件存在诸多缺失。为弥补缺失，有必要在考量逻辑参照的基础上，明确起诉条件的构成要件，排除适用起诉期限，统一被告明确性、诉请具体性判断标准。     

行政诉权分层保障机制优化研究

基于当事人行政诉权行使理性化程度的不同,可将其区分为理性行使、精明行使、不当行使和恶意行使等四种状态,行政诉讼法实施应当进一步健全行政诉权分层保障机制。对理性行使行政诉权者应当给予有效保障,从科学把握立案登记和审查关系、法官履行释明诉讼类型选择义务、灵活运用行政案件协调化解机制等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对精明行使行政诉权者应当给予适度容忍,健全诉讼风险交流机制和诉讼繁简分流机制。对不当行使行政诉权者应当给予必要矫治,完善诚信诉讼的程序规则支撑和诉讼失权制度的精准适用。对恶意行使行政诉权者应当给予严厉制裁,探索差异化立案审查和诉讼失信人信用惩戒机制。行政诉权分层保障机制的优化,对于立基于全民守法的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美丽中国”语境下塑造环境公益诉讼立案机制之策略

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写入了环境公益诉讼条款,但并未改变其游离于舆情和现实之间的事实。而立案最集中地展现了环境公益诉讼对传统诉讼形态的突破,也构成这一制度深化实施的重大障碍。就该制度完善而言,一个合适的视角是对既有立案机制进行疏通和塑造。在策略上,则须以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为分析框架,从诉状要件中的具体化义务、当事人要件中的诉权理论、法院要件中的专业化对接方面展开重点而富理性的构建。     

评上海法院关注行政相对人诉权的完整性

上海法院将审理行政不作为案件作为深化行政审判工作的突破口，这是一个深具见识之举。他们认识到在社会快速发展中行政相对人的诉权内涵的充分性，并把行政不作为案件审理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完整诉权联系起来，从而再一次强调了审理行政不作为案件的法律意义。现代行政法律关系与传统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之一，就是行政相对人既承担义务也享有权利：无论是行政权力的滥于行使和肆意扩张，还是行政权力的惰于行使和随意处分，行政相对人都可以请求法院启动诉讼程序，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设置司法监督机制的科学性就表现在前者是一种制…     

论诉权保护

本文系统地论述了诉权的概念、诉权的权利构成内容,阐明了诉权与诉讼上的请求权的区别,明确了诉权是当事人享有的一项程序性权利,对当事人行使诉权的条件及当前司法实践中诉权行使和保护不充分的表现及根源都作了分析,尤其是对健全诉权保护制度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立法建议。     

近代诉权理论的探讨

<正> 一、前言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民事诉讼构造的要素之一。没有诉权与没有审判权一样,民事诉讼就不能够成立。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进行中,享有各种诉讼权利和承担的各种诉讼义务,都是诉权的派生物。诉权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审判权相比,除起诉阶段外,则居次要地位,而审判权层主导地位。在国家和法律没有产生以前,没有诉权,当然也没有诉权理论。在国家和法律     

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限度——诉权保障的逆向思考

"保障当事人诉权"是司法改革中的基础环节和核心命题之一。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主要有"问题导向型"和"理念贯彻型"两种正面推进思路,但一味正面推进势必会增加其矫枉过正的潜在风险。从反向角度探寻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最小)限度,借以明确诉权保障之推进场域,不失为一种全新思路。行政诉权行使限度以事物限度理论与权利限度理论为正当性来源,并以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解决行政纠纷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司法的谦抑性为考量因素。在诉权层次理论付之阙如的当下,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限度应当以现行的起诉方式、起诉条件为准,且当事人以言之有理为限,法院以形式比对、核对为度。至于行政滥诉等行为的风险防控,可由当事人签署具结书的形式得以实现。     

行政诉讼中受害人的诉权

诉权,是法律赋予的法律关系主体向国家司法机关请求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并在司法程序中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的资格。诉权的确立,是建立具体的诉讼法律关系的前提。在行政诉讼中,不服行政机关处罚的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享有诉权,是勿庸置疑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这一授权,确立了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只能做为被告的诉讼地位。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既然行政机关是当然被告,那么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则是当然原告,进而把《行政     

回到抽象的诉权说

为诉权附加要件会导致其名不副实、无意义并隐含悖论。这是附条件诉权说的重大、致命缺陷。在程序伊始,法院面对的是“无知之幕”。要正当地走出这种状态,要给权利人以救济,就必须接受所有原告的起诉,对所有程序和实体事项的审理都应当在程序内进行。所以,不附要件的抽象诉权说有其深刻的内在合理性。作为修正型的抽象诉权说,司法行为请求权说能够应对针对抽象诉权说的所有批评,且有更多实益。基于抽象的诉权说,诉权与诉讼要件、裁判请求权等的关系能够厘清。     

诉权法理研究论纲

诉权被无故侵犯常见于报端,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而对诉权的研究则相当薄弱,学界通行的诉权定义存在不周延之处。诉权就是请求法律救济的权利,是启动与延续诉讼的权利。它是一项与诉讼权利、应诉权、公诉权有别的权利。诉权的形式有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刑事诉权和宪法诉权。诉权的内容有起诉权、上诉权、反诉权、申请再审权以及申请宪法解释权和刑事自诉权等等。在法治社会,诉权是高于实在法的道德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诉权实质内容不断丰富,诉权形式逐渐多样化,诉权主体走向普及,人们在诉权面前实现了平等,随之诉权地位也从习惯的权利上升为宪法的权利与基本人权。诉权的结构可以从诉权的主体、诉权的对象、诉权的义务人三方的关系中去认识。这一特殊的三角结构使诉权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权利的特殊的社会功能:保障权利、控制权力、和平解决社会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