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权概念的新界定

本文详细阐述了诉权的存在基础,即为什么要规定诉权。而后就民事诉讼的相关诉权理论“私法诉权说”、“抽象诉权说”、“具体诉权说”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进而发现了诉权的程序内涵本位主义,从而理清了诉权的程序内涵和实体内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诉权程序内涵和实体内涵的层次理论,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诉权的概念。     

论物权请求权的性质——以物权请求权与罗马法诉权之关系变迁为视角

物权请求权发轫于罗马法的诉权,凭借对物之诉和对人之诉存在于罗马法中。在部门法运动和中世纪法学理论的推动下,物权请求权分立于罗马诉权。尽管物权请求权承继罗马诉权的程序功能,且得诉权之行使方可实现,但是物权请求权非因之而附着于诉权,而是独立于诉权,发展为横跨实体权利与诉讼程序之间的桥梁,为物权的顺利实现提供服务和保障。但物权请求权不附属于物权,也非物权的效力所致,它是异于物权的,在物权存续期间,于一物的同一类型的物权请求权因同质的侵害行为会反复出现,但基于物权请求权的相对性和相对人的变化,此时的物权请求权与彼时的物权请求权并非同质,物权请求权是一种相对独立于物权的请求权。正是基于物权请求权的此等属性,物权请求权才可能成为诉讼时效的客体。     

论行政诉权的构成要件与审查规则——行政诉权保障的路径及发展趋势

行政诉权作为一项法律上抽象的权利,需要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规则予以具体化。行政诉权的构成要件是标识其作为法律权利属性的基本要素,同时也是司法个案中判断诉权是否存在的技术性标准。行政诉权的构成要件包括行政纠纷的可诉性、当事人适格与诉的利益。《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除了完善与诉权相关的起诉期限、受案范围、诉讼类型等制度外,还应当修改起诉制度,在立法上明确区分起诉要件与诉权构成要件,同时,合理设置行政诉权构成要件的审查权限与规则。     

论民法请求权与诉权的关系

请求权概念是由19世纪德国的温德沙伊德,以罗马法诉权理论为基础提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的罗马法中不存在请求权,只是其与诉权合为一体,没有分开。温德沙伊德提出请求权概念后,罗马法的诉权分裂为三种类型的权利,一种是实体权利中的基础权利,一种是实体权利中的请求权,一种是纯粹诉讼法意义上的诉权。     

民事诉权论纲

诉权是当事人因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或者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从而请求法院予以裁判解决的权利。诉权与诉讼标的是联系非常紧密的一对概念 ,诉权学说与诉讼标的学说更是迈着同样的理论发展脚步 ;诉权学说经历了从私法诉权说到公法诉权说 ,再到诉权否认说的三个阶段 ,实际上每一种诉权学说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一种完美的诉权学说至今仍然没有出现 ,但是公法诉权说的一些观点已经成为世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通说 ;诉权必须具备程序上和实体上的要件 ,否则诉权便不能正常行使和切实实现。     

民法请求权与民事诉权之关系考察

从诉权的历史发展和请求权概念产生的过程来看,二者有着一个从统一到分离的过程.目前,请求权是纯粹的私权,而诉权则是纯粹的公权,从民事权利实现的机制来看,有着一个从基础权利到请求权再到诉权的过程.     

公诉权之含义辨正

关于公诉权的含义,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有欠准确。如果将公诉权置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考察,公诉权则不仅是一种请求权、一种犯罪追行权、而且是一种刑事诉讼权利而非权力,是一种由国家享有的一种刑事诉权。     

被害人刑事诉权研究理论质评

民事诉讼中的诉权导入刑事诉讼,产生了刑事诉权的研究理论。但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并不能因为权益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而当然地拥有刑事诉权。对刑事诉权的把握要以民事诉权的核心内涵为校验标准。在现有的刑事诉权研究理论中,一般只有一元化的权利人观察角度,即只有对诉权应然性的论证,缺少对诉权识别标准、诉权实然性的讨论,这容易导致诉权研究陷入空洞化。通过借鉴民事诉权理论中的诉权要件制度,从实然性角度,可以对被害人刑事诉权及当事人地位进行比较细化的解析。但同时也要看到,导入民事诉讼中的诉权理论,只能解决何以为诉的问题,对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可以做刑事诉权切口以外的更多努力。     

论诉讼时效客体

大陆法系将诉讼时效的客体规定为请求权, 而英美法系将之规定为诉权。我国民法乃继受大陆法系传统, 因此, 其诉讼时效客体应是请求权。     

浅谈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上诉权——从破解间接上诉权引发的司法窘境角度分析

现行法律虽然赋予了被害人间接上诉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带来了诸如全面审查、既判力等一系列尴尬和窘境。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配置严重不对等,加之上诉不加刑原则,使被告人的上诉权仅限制在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民事部分的狭小一隅,而只有对公诉案件享有抗诉请求权。赋予被害人有限的上诉权、突破现有附带民事诉讼的二审程序、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同等配置、有区别地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是改变间接上诉权现状的有效途径。     

我国诉讼时效期间设置的根本性缺陷与制度重构——诉讼时效基本理论的反思与我国诉讼时效立法的重新选择(之五)

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存在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过短、短期时效期间规定存在严重缺陷、时效延长有悖于司法确定性原则和最长诉讼时效性质不明等诸多方面的弊端.究其原因,既有理论上对诉讼时效制度的误解,更多是对前苏联诉讼时效制度的照搬.科学的时效期间制度应当根据诉讼时效的债权信用保障功能,依据民事债权与商事债权相区别,一般民事债权和特种民事债权相分离的原则,设置普通诉讼时效、长诉讼时效和最长诉讼时效三种诉讼时效期间,取消短诉讼时效,废止时效延长制度以维护司法确定性.     

诉权入宪:构建和谐社会的宪政之道

诉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人权的重要内容,是公民获得司法救济、实现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基于诉权启动的司法审判程序是保障人权实现的最有效的机制。从宪政的角度把握诉权的宪法权利属性,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诉权入宪作为宪政实现策略的实践意义,必须首先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诉权,提升诉权的保障水平,并通过诉讼法和实体法对诉权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完善诉权的宪政保障体系。     

论程序形成权——以民事诉讼权利的类型化为基点

以诉讼权利与审判权力的关系为标准,可以将诉讼权利分为程序请求权和程序形成权两种类型。程序形成权是指依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共同的诉讼形为,无需经过法院审查,或者只需法院作形式审查,就能发生诉讼法律状态或诉讼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为诉讼权利。培植程序形成权的观念,注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地位,对于我国当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诉讼标的之本土路径

美、德、日等国已在诉讼标的问题上作出了明确选择，而我国实务仍呈纷乱状态，至少有三条路径并存。既往的标的论低估了新、旧说之差异，高估了新说一次性解决纠纷之功效，诉讼标的相对论对新、旧说之折中并不合理。事件说在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上最为彻底，而其缺陷其他诸说也有。国内法院普遍排斥竞合合并、预备合并，现行法苛待诉的变更，多数当事人系本人诉讼，故本土目前不具备采新说、事件说和相对论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的新路径也不可采，只能采旧说。但应通过释明等措施尽力减少其负面效果，并朝新说乃至事件说努力。     

恶意失权规则的价值分析

物权的变动只有经过公示程式,才具有对社会的公信效力,交易安全方可得到确实保障。现行的善意保护规则虽然可以暂时性地弥补公信力的不足,但终究不是法治国家之恰当选择。当然,采纳能够有效保证物权变动公信力的物权行为无因性规则,并非没有限度。不过,缺憾的存在并不可怕,我们可以通过造就恶意失权制度,以矫正物权行为无因性规则的缺陷。     

股东派生诉讼的法理探析

股东派生诉讼已被我国司法实践所接受 ,但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几乎没有涉及到股东派生诉讼 ,这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惑。而西方公司法及其理论相当成熟 ,在修改公司法或作出司法解释时应当借鉴这些理论及做法。因此从法理上探寻股东派生诉权的源由 ,梳理派生诉讼的股东主体资格条件 ,明确提起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 ,厘定被告主体及其侵害行为的范围 ,对于司法实践和完善立法都有现实意义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受理条件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表明,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受理存在"受理条件规定并未被完全采纳、侵权警告形式及认定标准多样化、催告行使诉权要件适用差异化、当事人适格的影响因素复杂化"的困境。确认利益诉讼要件地位模糊、对确认利益缺乏具体化运用、法律缺位导致司法解释越位、司法解释规定较为简单粗略是造成前述困境的成因。解决前述困境,应当以确认利益理论为支撑。明确确认利益是诉讼要件而非起诉要件、以纠纷解决手段妥当性视角筛选侵权警告形式、以纠纷解决成熟性视角修正书面催告程序、以被告选择妥当性视角明确适格的当事人,最终实现对此种诉讼受理条件的重构。     

刑事诉权理论视野下的刑事审判制度改革

诉权理论产生于民事诉讼法学,但从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内在关联来看,诉权理论也可成为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之一,刑事诉权与刑事审判权仍是构成刑事审判制度的两个基本要素。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提上立法日程之际,运用刑事诉权理论来分析我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的一些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在现行审判制度下,诉权不能主导审判进程,诉权与审判权关系失衡。正视这些问题,运用刑事诉权理论指导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强调诉权保障理念,才能真正理顺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     

行政法治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

本文讨论的基本命题是: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有效监督是行政法治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针对长时期以来我国抽象行政行为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监督缺陷,本文认为应该寻求根本的、长效的机制来解决问题,提出和论证了在进一步开展原有立法监督和行政监督制度资源的同时,引入司法审查机制,即将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扩大至非法源性抽象行政行为的领域,并在理论上分析了引入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