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宪法私有财产权之比较——兼议我国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与制约

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正案通过了关于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款,并规定征用补偿条款,应该说对我国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就是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各国宪法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提出这一条款对我国财产权保护的意义与不足,进而对我国的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提出一些建议。     

论我国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

改革开放促进我国公民私有财产大量增加并向多元化发展,因此,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些规定有利于保护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但是,回顾我国私有财产宪法地位的演变,发现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应当把私有财产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来规定,完善宪法规范,加强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     

我国宪法税收条款刍议

尽管我国2004年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在宪法文本中增加“国家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等条文，试图在宪法中确立财产权保护原则，并对侵犯财产权征收和征用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但其全然没有通盘考虑财产权保障的制度设计，宪法文本中缺少对税收权力制约的规范，成为财产权保障之公然缺口。     

私有财产保护制度的宪法历程

建国以后我国宪法作了数次修改,在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几经波折: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下,有限地进行保护;文革完全否定私有财产权;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并逐步完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十届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私有财产的保护上作了更为彻底的规定,明确了私有财产的范围,从宪政角度规定了其不可侵犯的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我国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私有财产权制度是近现代社会的一项基础法律制度,在各国宪政领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公民财产权是指公民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包括对私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权利。本文通过阐述宪法意义上公民财产权的含义,论述了宪法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基础,回顾我国宪法中公民财产权保护的问题状况,提出完善公民财产权宪法保障制度的构想。     

私产入宪如何落实？

穷人的寒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则经典宪政寓言,强调的是社会对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尊重乃至敬畏。2004年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使私有财产权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引起会内外的热烈反响。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与生命权、自由     

论我国对私有财产权保护之完善——以西方财产权理论为视角

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生存、安身立命之根本,私有财产及私有财产权观念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信条之一,尤其在西方人那里已经成为一种信仰。我国自古以来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私有财产权的观念,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从无发展到2004年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再到2008年物权法的出台,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以西方普芬道夫和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为背景结合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规定,提出一点建议使我国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更为完善。     

浅析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原则

财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一个国家实现法治、保障人权的基石.通观世界各国宪法关于私有财产权的规范,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原则主要有保障原则、限制原则和补偿原则.这些原则进一步提升了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为其提供了更加严密和清晰的保护,不仅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理基础,也具有强烈的现实...     

宪法修改的主要特点

20 0 4年 3月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中国 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第四次修改 ,是宪法内容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保持了宪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宪法修改始终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的要求。宪法修正案内涵深刻 ,立意高远 ,都是关系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尤其是对私有财产权与人权的保护性规定 ,对中国宪法发展和我国整体法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     

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研究综述

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属于基本人权范畴,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更能体现和保障人权,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也不在少数.本文综述以全景铺开式追踪这一问题的最新动态,同时对部分著作和丈章重点介绍,最后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总结缺失,展望新蓝图.     

维护宪法权威与修改宪法

我国现行宪法是好的,宪法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但社会实践不断发展,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与完善,应该修改而不修改,不利于维护其权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修改宪法指明了正确方向。     

宪法的稳定性与稳定性的宪法——以中美宪法文本的比较为视角

宪法的稳定性既是维持宪政秩序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原则性和作为法律的规范性的具体要求。美国宪法具有较强的特定性,它是通过民众对宪法精神的敬畏与信仰,以及宪法文本的独特品质与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等途径实现的。探索《美国宪法》稳定性的深层背景,检讨我国《宪法》文本的缺失与不足,对于我们如何处理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关系,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宪法

导言 下述三个问题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讨论:第一,将宪法(constitution)视作建立和组织一个政治共同体(a political community)的观点;第二,视宪政(constitutionality)原则为确定各种政体之一般形式的努力;以及第三,立宪政府(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的性质.在本章中,我们用"宪法"一词来表达一种根本的观念,而本章所考虑的所有其他问题都由此一观念衍生而来.     

日本国宪法的60年与宪法修改问题

二战之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一直存在着被强加宪法论与自主制定宪法论的争论。保守派政治家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一直围绕宪法第9条主张修改宪法，并促成了国民投票法案的通过和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宪法修改应该使宪法的基本原理与现实发展相契合并有利于宪法的发展，而绝不能悖逆于宪法原理，弱化宪法的存在意义。战后的日本政治史可以说是“宪法固定化”的过程。要不要修改宪法，对于哪些条款进行怎样的修改，应该由国民来做决定。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itution of CPC and Constitution

文本意义上,党章与宪法分属不同规范体系,党章为全体党员的根本章程而宪法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大法.调整党员内部关系是党章的本分,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宪法的本分.政治意义上,党章与宪法密不可分,二者的关系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人民主权理论是党章与宪法的政治契合,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是党章与宪法的文本契合.党章与宪法的契合途径表现为:党的活动必须立于宪法框架内;宪法的制订与修改须体现党章蕴含的政治价值与理念.     

论党章与宪法的关系

文本意义上，党章与宪法分属不同规范体系，党章为全体党员的根本章程而宪法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大法。调整党员内部关系是党章的本分，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宪法的本分。政治意义上，党章与宪法密不可分，二者的关系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人民主权理论是党章与宪法的政治契合，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是党章与宪法的文本契合。党章与宪法的契合途径表现为：党的活动必须立于宪法框架内；宪法的制订与修改须体现党章蕴含的政治价值与理念。     

History in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diminution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n English constitutional law by reconsidering Dicey's approach to history in his foundational work. It argues that Dicey's approach was inconsistent and unconvincing – separating a historical view of an evolving constitution from a legal view, discounting history's legal significance and nonetheless repeatedly evoking a whig history to enhance the appeal of the constitution's rules and principles. It recalls the features or deficiencies of whig history, famously characterised by Herbert Butterfield from a moder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Butterfield's characterisation it adds an elaboration on their constitutional significance and a neglected comparative dimension. From those features, it develops, in conclusion, methodological suggestions for a history that might yet serve constitutional legal purpo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