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的证成

信息自决权的精髓在于信息主体对自身信息的控制与选择,即自我决定的权利,由公民基于其内心、自由地决定其自身信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被收集、储存、处理以及利用的权利。信息自决权是我国宪法未明确列举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条款有足够的张力解释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而存在。而作为一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33条的人权条款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信息自决权。同时,通过域外宪政实践与宪法文本足以佐证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而存在,其理应也成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我国,由于没有切实有效运作的宪法解释机制,目前仅能证明的方法是通过现行宪法文本上的逻辑论证与文字演绎。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的证成,当属于一种应然性意义上的研究。     

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行为的宪法分析

建立于户籍管理制度基础上的身份证制度决定了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强于身份证明的功能,也决定了其属性上偏重于强制性领取与使用的义务而不是公民选择性的权利。指纹是辨识个人身份的生物性特征,与个人的隐私与人格密切相关。人体指纹一旦被采集形成记录,不论是图像还是数字编码,都形成了公民的一项个人信息,理应由公民决定其何时、何地以及以何种方式被采集与使用。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行为属于干预性、义务性的行政行为,是国家公权力限制公民权利的权力性行为,理应得经受宪法的考验。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的行为既有违目的上的妥当性原则,也有违手段上的必要性原则,而每一公民因被强制性采集指纹而产生的潜在权益损失与所欲实现的利益相较,则明显有违合比例性原则。     

国家有义务消除公民“被精神病”的恐惧

"被精神病"的症结在于公民人身自由权被漠视。法律属性上,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收治行为属于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行为。而人身自由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但遗憾的是,迄今我国尚无一部完整的涉及精神病患者人身自由限制与保护的独立性法律。独立法律的缺位与地方性法规的越位,构成了我国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收治的法律基本现状,而部门规章则为强制收治推波助澜。国家有义务消除公民"被精神病"的恐惧。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是我国当前消除"被精神病"的当务之急;严格设置非自愿入院与治疗启动程序是消除"被精神病"的有效阀门;一套积极作为的国家机关保护机制是消除"被精神病"的关键。此外,可借鉴台湾经验,设置保护人制度。     

完善我国立宪技术的若干思考

立宪技术的完善是我国现行宪法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立宪技术的完善又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我国宪法的频繁修改固然与许多因素有关 ,但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立宪技术的不完善。这种不完善集中表现在立宪目标、立宪导向、立宪语言 ,以及立宪附带技术等方面。从我国实际情况而言 ,立宪技术的完善应当着眼于明确立宪目标和任务 ,协调政治任务与宪政目标之间的关系 ;对于涉及宪法根本性的问题应作具体规定 ,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完善立宪附带技术 ,建立司法审查机制以及正确处理好政策与立宪的关系 ,实现政策指导与制度完善的有机结合等方面 ,并通过立宪技术的完善 ,使我国宪法不断完善。     

法律运行过程中的缺位与越位——“躲猫猫”事件的法律分析

李荞明式悲剧的产生是侦查监督机制失灵的必然,而“躲猫猫”事件的井喷缘于民众对官方信息的质疑,民众知情权受阻是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民众表达扩张是事件迅速扩大的外在因素。无论是代表看守所一方利益的公安局的自我解释,还是由网民参与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都是释疑方式上的一次法律越位。“躲猫猫”事件式的悲剧还在上演,民众真正的释然取决于释疑方式的程序合法性。异地公安局的立案侦查与人民检察院的立案侦查是事件释疑的合法司法程序,而人大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方式是事件释疑的合法监督程序。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合法释疑链条,同时也是一个逐步“后退”的信任链条。整个释疑过程中,司法调查归住是最关键的问题。     

残缺式教育下的惨剧——中学生弑母案的反思

服务于现存社会，并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来塑造人的教育是残缺式教育。为了应付考试而忙碌并由此承受巨大压力的地狱式过程是我国未成年人受教育的主要过程，从而酿成一系列中学生弑母案的惨剧，这也是我国未成年人成长的悲剧。我国当前已到了一个需要全面审视与反思我国基础教育的时期。以商谈式交往理论构建我国基础教育模式是我国未成年人教育的理论性反思，而充分完善与保障我国未成年人参与权是我国未成年人教育的法律性反思。     

行政行为撤销上的信赖连带保护问题

信赖保护为行政法上一般原则,其集中体现于行政行为撤销问题上,随着行政活动的复杂化和广泛化,越来越多的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利益。第三人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其信赖保护构成条件如何?其信赖保护方式又是如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很少有学者对此有所论及,笔者认为第三人信赖必须也应该值得保护,这种信赖保护可称之为信赖连带保护。     

别具一格的英国个人信息立法保护

英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以及法制建设有着良好的传统，其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进程别具一格，以隐私立法保护起步，集大成者是一部统一的《数据保护法》。虽然与德围同为欧盟成员闻家，共同接受欧盟数据保护指令的约束，但其个人信息保护法又显然有别于德同的统一立法框架与内容。     

论党章与宪法的关系

文本意义上，党章与宪法分属不同规范体系，党章为全体党员的根本章程而宪法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大法。调整党员内部关系是党章的本分，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宪法的本分。政治意义上，党章与宪法密不可分，二者的关系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人民主权理论是党章与宪法的政治契合，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是党章与宪法的文本契合。党章与宪法的契合途径表现为：党的活动必须立于宪法框架内；宪法的制订与修改须体现党章蕴含的政治价值与理念。     

法治社会中宪法权威的进一步审视

法治的实现,需要一部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宪法;而宪法权威的确立,又有赖于法治的建立,宪法权威与法治是一种互动与平衡的关系。我国宪法发展演进的历史表明,在没有法治的环境下,宪法仅仅是一部根本法或是一种宣言而已,树立宪法权威无从谈起;而宪法权威的缺失,则“依法治国”的方略也只能是一句口号。由此,树立宪法权威应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