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法治社会的结构缕析——要素区分和优化进路北大核心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语境下,法治社会的主体要素是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目标要素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制度化和法治化,行为要素是社会自治与他治的结构耦合,依据要素是合法的不包含国家强制力的社会规范,评价要素是以自由与安全为价值导向的公众体验。应当从塑造良性自治的法治文化观念、重视区域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平衡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关系、尊重社会自治性规范补充制定法的地位、强化对市场经济交往自由与安全的保障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法治社会的结构要素,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论法治大学:价值、困境、路径

研究学问,传播与创新知识,服务社会乃大学之使命。法治大学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旨在通过法制的建构保障大学使命的实现。大学使命赋予大学学术自由,而大学自治乃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法治对大学使命之保障首先体现于宪法保障学术自由,其基点是作为学术自由制度保障的大学自治。基于此,法治大学诉求的制度安排,在宏观上为大学外部法律制度建构,这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三种力量间的关系,具体在于调整大学与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在微观上表现于大学内部的法律制度构建,这涉及大学内部成员间的权利保障,以及大学内部的运作。因此,法治大学是一种外在法律制度与内在自治制度之整合治理形态。     

自由权利与社会和谐——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

现代性的和谐必须建基于公民不断拓展的自由权利之上。自由作为权利不仅仅是一种资格、一种可能性与机会,更为重要的应是一种能力。一个自由得到相对有效保障的政治共同体与社会必将既是充满活力,而又稳健和谐的。如果自由能够得到较好的保证与实现,社会和谐而有序,个体就能够将自由的制度规定逐步内化为自身的自由德性———自治、自律。这种自由德性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心理与人格基础。     

自治、法治与德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治理始终是贯穿于三农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自治、法治与德治作为乡村治理探索的成功经验,是亿万乡村农民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乡村共同体提升精神、谋求善治、追求发展的诉求和愿望。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而三者的"最优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坚持的传统与现实、坚守与创新、差异与选择,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是,坚持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引导社会协同性力量的广泛参与。     

论法理思维的特性

法律思维、法治思维与法理思维是三个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重要概念。其中,法理思维是一种普遍性思维、一种理论思维、一种价值思维、一种理想思维、一种求真思维、一种辩证思维、一种综合思维。法理思维既是法律思维、法治思维的原理和基础,又是法律思维、法治思维的指导和引领。法理思维的特性决定了从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到法理思维的必要性,这是一个逐步递进和不断升华的过程,我们迫切需要促进这种递进和升华。     

近二十年小说的收获与缺失

近二十年尤其是当下文学的命题是,如何对现实发言:这个发言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既是思想的,又是文学的;既是当下的,又是彼在的;既是安身的,又是修心的;既是政治的,又是文化的。文学未必是左右逢源,但它的难处正是它存在的前提:文学是通过审美手段对社会与人心的烛照。     

契约自由与劳动法的兴起——《资本论》的法哲学解读

契约自由是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商品交换领域中的基本规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品的分析作为出发点,阐明了劳动力作为商品既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又是契约自由形式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它也是现代劳动法产生的起点.从一定意义上讲,劳动法的兴起既是对契约自由形式化的修正,又是对于商品社会中劳动者权利的维护和保障,是对社会正义的法理念的追求.     

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基层组织,包括党的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群众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上连各级党委、政府,下连千家万户,是党和政府同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如何强化农村组织建设,增强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既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课题.又是现阶段加强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核心问题.因此,必须花大力气解决,     

试论法治信仰

法治包含着这样三层意蕴 :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 ,法治意味着民治、自治 ,法治意味着理性的选择。法治被信仰取决于法律的普遍社会服从性 ,取决于参与法律实践活动要素的完备性和协调性 ,取决于普法教育的社会性效果 ,建立这种信仰是一个渐进式的社会演进过程。     

和谐社会视野下警察权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警察权既是一个必要的公权力,同时又是一个必须制约的公权力。分析警察权规制的原因,进而提出规制警察权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思路,是更好地实现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建全社会主义法治的现实需要。     

“最低限度的法治”不足为治——对法家法治思想的价值评估与反思

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法家的法治思想类似于西方的形式法治思想,可以称之为一种"最低限度的法治",希望能从中探寻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使之实现现代性的转化。然而,将法家的法治思想类比于西方的形式主义法治,不仅是对西方形式主义法治观念的误读,而且忽视了法家法治思想中导致极权的思想因子。法家思想遏制社会自治的发展,忽视家族伦常对于社会治理的意义,其中的法治主张并非没有价值因素,但隐藏在其形式主义法治主张背后的是国家至上、君权至上的价值预设。因此,忽视社会自治与道德价值的法家式法治并不是能带来良善的社会治理方式。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需要从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重视对社会自治力的培育,尊重市场和社会的自我发展规律。     

社会转型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行及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使其在合法、合理的限度内健康运行,又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为保证政府主导型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赋予行政主体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为此,从立法、司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对自由裁量权的运行加以控制,显得尤其重要.     

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研究

现代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的重要桥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当前深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进程中,面对新常态、新变化、新需求等的环境,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激发社会组织内生动力,释放社会组织正向能量,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机制,提升社会组织自治能力,推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既是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的重要问题,又是值得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公民社会视野下的城市社区依法治理--以杭州市为个案

本文从公民社会理论入手,指出社区依法治理是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了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涵义。文章以杭州市社区依法治理为案例从“法”的设置、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和法治意识等三个方面试图构建城市社区依法治理这一社区自治模式,指出法治与自治相结合是我国城市社区今后的发展趋势。     

让法治成为一种文化

正法治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得到全社会的一体遵行。如何制定治国理政的良法?又如何使这种良法得以有效实施?唯有让法治成为民众的习惯,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成一种文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法善治。可以说,法治文化是现代国家的必需品,正是这种文化奠定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准,也正是这种文化滋养和培育了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法治成为文化,关键是要消除人治。因为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以及人治背后的封建文化,正是人治封建传统阻碍了法治。破     

论“台独”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危害

台湾与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台湾分裂势力以欺诈手法推动非法无理的"法理台独",必定使当今我国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社会目标受到严重破坏;偏安自私的"事实台独"必定使我国构建政治生活安定有序、经济运行充满活力、人民生存与社会发展空间足够的和谐社会的努力付之东流.     

社区直选: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口

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居民依法自治。而社区直选既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生动体现,又是居民自治的基础、前提和动力,是我国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口。     

我国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困境与出路

现今我国改革处于深水区,各方利益冲突尤为明显,社会法治诉求的不断改变和提高,逐渐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供给,以求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在基层法治政府的建设中,只有进行权力下放,使有限政府和社会自治相结合,改革行政运行机制,建立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行政以开拓社会自治机制,才能达到社会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动态平衡、社会和谐。     

法治理念道德化

法治基本理念是自由、正义、人权、民主、平等;现代法治理念完全溶入中国本土,需深入到道德层面.法制作为一种理念和精神,应作为道德内涵指导个体和社会行为.法治理念既是伦理道德底线,更是其最根本的准则.法治是道德建设的目标和标准,法律至上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行政管理的基点.     

和谐治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互动机制诉求论析

和谐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互动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合作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