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是德国行政法院在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判决中发展起来的,后经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效仿、继受与发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一般原则.确立信赖保护原则对于建立诚信政府,实现行政法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信赖保护原则只是在<行政许可法>等法律中有所体现,尚无法律加以明文规定.目前,我国学者对信赖保护原则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尚不够具体、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治理的差异与平衡分析

行政管理创新是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手段,是弥合我国行政法制度与实践脱节的桥梁。但行政管理创新行为也对现代法治行政提出挑战,必须有法律保留原则、基本人权原则、责任追究机制来约束,同时应设计参与、自诊等具体程序,引导行政管理创新向现代法治迈进。     

行政行为侵犯信赖利益的风险及其防范——行政主体视角上的思考

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一直占据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统治地位.现行行政法中并未明确确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也没有制定关于侵害信赖利益的赔偿法规.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补偿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在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护公民个人权益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构建诚信政府的角度看,尽早把这种理念落实到行政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引入大陆法系关于信赖利益保护理论的同时,可以借鉴合法预期理论的长处,使得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周延性,使其成为一个现代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     

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出的一种不以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为目的的行政行为。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全面实现诚信政府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充分救济的需要。国外行政事实行为可诉的实践及我国的行政赔偿诉讼实践均证明 :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可行的。为达此目的 ,需要消除人们思想上对此问题所存在的顾虑 ,并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对我国出入境管理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再构建设想

出入境管理行政强制是国家出入境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典型的直接性、即时性和实力强制性.我国现行出入境法律体系中亟待解决行政强制原则、理论和执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笔者通过总结实践经验,用现代行政法理论,对修改和完善出入境管理法律行政强制制度提出一些具体设想.     

浅谈行政法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随着我国法治化的不断深入,在现代法治原则下,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须遵守诚信,不可对行政行为进行随意变更、撤销、废止,否则需要对相对人赔偿合理的信赖利益损失。在德国法律安定性原则、诚信原则的基础上,我国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诞生,并在行政法中得以应用。基于此,从内涵、意义、现状的角度出发,对信赖利益在行政领域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进行分析与研究。     

行政法基本原则探究

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性质和功能出发,融入宪政精神、确立高层地位、体现法律价值和实现行政法目的应是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标准尺度;保障公民自由权利、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行政效益实现和行政公平合理应是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构成内容.行政法基本原则由思想原则向法律原则转化是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行政法中合理原则的应用

通过对行政法中的合理原则的源流、应用范围的研究推知,行政法中的合理原则是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更好连接的必要保证,是加大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力度的需要.行政合理原则在推动行政机关行政裁量合理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行政合理原则内容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行政合理原则不单是简单的对行政行为方式、结果和程序裁量的行为控制规则,也是对行政法律适用的法律解释规则.     

行政指导有关问题探析

本文首先指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行政指导产生的背景;进而指出行政指导行为符合民主和效率两种价值取向,利于行政目标的实现而成为现代政府重要的行为选择模式,也是现代行政法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行政指导行为的性质,认为它是一种行政行为;本文还探讨了行政指导行为规范化和法治化依赖于行政指导行为的法律依据、法律程序、法律监督和救济三方面的完善。     

论行政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从内涵上看,是指善意真诚、守信不欺、公平合理的心理状态、价值准则、行为规则和行为事实。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市场交换的产物、为市场经济所必需,而且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它已跨越私法的范畴而进入公法领域,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立法和实践上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诚实信用原则作为道德上的义务和法律上的义务,不仅要求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实施应以诚实信用为基础,而且要求政府具有廉洁高效、取信于民等诚实信用的本质和形象;它不仅是行政主体的法律义务,而且也是对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共同要求。     

行政裁量与行政判断余地及其对行政诉讼的影响

行政裁量和行政判断余地理论,可以有效确定人民法院所审查的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范围和界限。这不但有利于明晰司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的界限,也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同时,该理论还将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证据材料的审查,提供重要帮助。     

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探寻

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观念,是人民法院在坚持内、外部行政行为区分理论的前提下,从行政救济的立场出发所作出的一种司法选择和有益尝试。作为司法实践的结晶,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还需要探寻法理上的解释和依托,得到理论的指导和确认。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组织内部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经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的通知、执行或其他正当途径为外部相对人获悉,发生了法律效力的外化。效力外化的内部行政行为具备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并具有成熟性,对外部相对人造成了实际影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规划与行政职能转变

近年来各种行政规划密集颁行．通过行政规划整合行政和社会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要选择。行政规划的发展与政府行政职能的变迁息息相关,它既顺应了行政职能转变的需要,也是行政职能转变的具体体现。行政规划区别于传统命令式、强制性的行政方式。它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蓝本,也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其发展符合服务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行政规划又兼具行政指导的某些特质．其复合特征典型地反映了职能转变背景下政府行政方式的深刻变化。适应行政职能转变的内在需要。行政规划必须走法治化道路。     

略论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

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从事管理活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章与制度。目前我国法学界就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撰文甚缺 ,故 ,拟就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的特征、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规范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略作阐释     

后现代语境下的行政管理改革与行政法

在公共选择、新公共管理、企业型政府以及治道等理论指导下,各国行政管理变革在政府职能市场化、公共服务社会化、行政权力分散化以及政府管理电子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改革也引发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价值冲突以及行政法非法律化、离散化与合法性危机等问题。因此,传统行政法必须进行反思,在综合考量全球化、电子化、民营化以及充分尊重人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对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与行政救济法等进行重构。     

联邦行政程序法与州行政法

美国各州制定行政法时采用了许多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的概念。然而,联邦行政程序法与各州行政程序法的联系是间接的。指导许多州制定其行政程序法的直接依据是统一州法律委员全国会议制定的示范州行政程序法版本。因为这些示范州行政程序法包含着许多贯穿于早期联邦法案的一般性概念．且由于州非常依赖示范州行政程序法来制定州法，     

论行政国下的行政价值目标

在行政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一主题中,价值主体是行政权的最终归属者——具体个人,价值客体即是行政。本文得出行政价值目标的方法是:对行政国下行政的固有属性和个人的合理需求进行分析,在寻求二者关系一致性的过程中,自然得出行政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由此可知,行政的价值目标有三,分别是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效率。特别是在中国行政主导改革的条件下,行政对民主、法治和效率的追求,对于整个国家政治框架下的民主、法治和效率,有着极大的示范和助推作用。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经常面临如何适用行政规定的问题,然而现有的理论与实践并未给出正确的答案.不同的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具有的地位也不尽相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以是否超越权限、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为标准审查行政规定的合法性.人民法院于裁判时可引用行政规定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或者裁判的依据,惟不得仅引用行政规定...     

对行政指定的行政法学批判

在现实的行政实践中,行政指定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政行为,其实质是行政推销。行政指定行为缺乏行政法依据,是一种超越行政职权、违背行政法原则的违法行为。它不仅容易滋生腐败、扰乱市场、危害用户,而且还自损政府形象,最终受害的是政府和人民。     

论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存在本质的区别。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问题上,应明确几个范畴:在地位上,行政复议相对独立于行政诉讼;在程序衔接上,以复议选择、司法终局原则为基本原则,以复议前置、复议终局为例外。进一步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与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