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频频发生,给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由于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尚不健全,人们的环境权的实现遇到了很大的障碍,特别是当前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是环境权实现的最大瓶颈。因此,要扫除实现环境权的道路,首先要解决的是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浅谈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公民实现其环境权提供了保障。英美等国都建立了各自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是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存在制度缺失。本文简述了国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分析了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可借鉴外国相关立法模式,构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基础和起诉顺位——兼谈自然资源物权和环境权的理论要点

环境公益不同于由多个人身和财产私益所构成的环境众益,它是指环境基于其生态服务功能而提供可满足人类多种需求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产品所承载的公共性利益。当下法律框架下民事制度、行政制度和诉讼制度保护环境公益的不足,为自然资源物权和环境权的创设以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萌生了现实上的需求。环境权、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和诉讼信托理论,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权利依据,奠定了理论基础。实际上,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包括公益性环境权诉讼、自然资源所有权诉讼和环境权信托诉讼三大类型。至于起诉顺位的设置,应依实体权利依据的不同而作相应安排:以自然资源所有权为基础,环保机关为第一顺位,检察机关为第二顺位,公民和环保组织为第三顺位;以环境权为基础,公民和环保组织为第一顺位,环保机关为第二顺位,检察机关为第三顺位。     

论环保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以环境权理论为基础的证立

环保机关依法履行了环境监管职责,仍不能有效保护环境的,可作为原告,提起旨在维护公共性环境公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体而言,环境权、诉讼信托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理论为环保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奠定了理论上的正当性基础。环境权是环境公益诉讼最核心的权利基础,为了更理性、更科学地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今后务必高度重视对环境权的研究。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模式的选择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出现,解决环境纠纷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挑战。环境诉讼本身在我国法律理论上即缺乏支持,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处于尴尬的境地。这需要我们尽快确立公民环境权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弥补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立法的不足。同时在实体上保证公民充分参与和保护社会公共环境权益,在程序上确立适格的当事人,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举证责任,探求解决纠纷之适宜途径。     

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环境权是指特定的主体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法定权利,通过完善诉讼机制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有效可行。本文在通过分析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并提出建立环境侵权公益诉讼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路径分野与规范协同

环境法典与公益诉讼专门法立法进程在逐步推进,两部立法如果在功能、目的和进程上不统一,易导致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法规范体系叠加。如何在规范体系上有效协调,以实现对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层面的充分供给,值得深入研究。通过分析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在环境法典与公益诉讼专门法中的基本定位可以发现,法典化与专门法对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功能有着清晰界限,且不存在实质冲突。环境法典注重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实体规则与特殊程序规则,公益诉讼专门法则注重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一般程序规则。因此,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可通过环境法典与公益诉讼专门法的功能互补而实现。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若干问题探析

作为环境法的法益基础,环境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社会性权利,有权提起环境诉讼、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基本标志。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其现实必要性。借鉴国外经验,立足于中国国情,可以通过对原告资格的适度放宽、举证责任的合理配置、诉讼途径之拓展、诉讼费用公平负担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建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的法理分析——兼谈对《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理解

2012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新增第55条专门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这一规定不仅缓解了过去由于司法制度缺失对环境公益案件的救济准入而使环境公益屡遭侵害的局面,更是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乃至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开启了历史性的新篇章.该条款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内涵的规定与环境公益诉讼所依据的环境权理论、公共信托理论、公众参与原则等法理基础是一脉相承的.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设想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首次增加环境公益诉讼内容,并引起各方热议.环境公益诉讼的法理依据是人民主权理论和生态本位观,其法律化则表现为承认公民享有环境权.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包括公民、社会组织、环保行政机关.建议出台环境公益诉讼程序特别法,设立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基金,鼓励环保社会组织、法律援助机构及公益律师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公民、社会组织提供法律援助.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嬗变与路向

当下中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环境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已然载入一项国家重要战略,因此,在法治原则下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保障公民环境权和实现环境正义的良善路径。中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虽得益于2014年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的制定,但比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直接勃兴而言却是间接的"软"推动,所以,在全国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真空存续期间,地方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得到立法上的部分尝试和司法上的可能发展。对此,惟有透过近两年中国地方法院裁判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和质的实证分析,结合各国相同制度的优长经验,快速回应在诉讼主体、法律依据、受案范围、举证责任、诉讼时效、案件执行等具体法律装置上的模糊混乱,才能及时发现和锻造中国特色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路向。     

印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特点及其中国启示

印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为范本，受司法能动主义和环境权社会干预理论影响，结合本土实际形成了鲜明特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放宽；被告资格的明确；书信申请令状等非正式程序合法化；建立调查委员会制度等减轻申请人证据负担；基于环境保护的紧迫性采取临时命令的救济方式等。在建立诉讼激励机制以扩大原告资格、明确环境公益内涵以确定公益诉讼目的、合理划分举证责任以减轻原告证明负担、建立判决能动执行制度以创新救济方式等方面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完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权是一项公益性与私益性相结合的权利。因此,既可私益诉讼,也应允许公益诉讼。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对涉及公益的诉讼都建立了相应的诉讼机制,其中环境公益诉讼在这些规定中往往占重要地位。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里,并无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立足之地。相反,实践却在急迫的呼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出现。因此,我国可借鉴外国立法模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亟待与实践同步

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地方司法实践中已有推行,但由于立法的缺位,导致此类诉讼目前仍处于一种无法可依,实践先行的尴尬境地。环境的优化离不开环境公益诉讼,不少生态环境优良的发达国家都先后建立了该项制度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这对于我国确有借鉴作用。在我国相关法律中确立公众环境权,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诉讼主体的资格和权利、受案范围,赋予环保团体一定的仲裁权,允许检察机关适当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等都有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与实践的同步发展。     

环境公益诉讼权利基础浅析

在环境侵权中,对于被环境侵权者的救济方式很多,但在我国却缺乏对环境公益案件的有效救济方式。学者们更多是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上讨论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救济,一个制度设立是需要权利基础的。本文从公民环境权的角度分析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基础,试图从环境法中的基础权利做突破口,找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权利基础。     

浅谈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我国《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拓展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公众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通过赋予公民行使起诉权,运用司法审判及时纠正、减少或防止环境危害的发生,既满足现代行政管理的需要,又能有效维护公民环境权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对传统行政诉讼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将环境公益损害纳入司法保护,是公民环境权从应然权利向实然权利转化的关键,使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理念能在诉讼法上得到体现与支持。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

在环境法领域,放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立法的一个普遍趋势.为有效保护民众的环境权益,美国不断扩张环境诉讼原告资格,其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根据我国的国情,在环境法领域,应当尽快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和团体诉讼制度.     

环境权基本问题研究

环境权是一种新型权利类型,已经为法学界所接受,但是环境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则存在很多争议。对于环境权的理论基础也存在很多说法,学者们各有自己的主张,这些观点主要有人权理论、代际公平理论、公共信托理论等,本文比较倾向于公共信托理论,认为这种理论能比较圆满地解决理论上的难点,并且对于环境法实践也有很大的益处。在环境权保护方面,本文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环境立法、环境执法和环境诉讼。针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缺失的状况,文中认为我国可以考虑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保护环境权。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进路探寻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问题之一,环境公益诉讼必须挣脱私益诉讼"直接利害关系说"的桎梏寻找原告资格扩张的进路.这种进路大致有:重新构建新的诉讼模式;群体诉讼制度下的原告资格扩张;扩张性解释;环境权理论下的资格扩张;国家信托理论下的资格扩张等.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

以个体为逻辑基点的传统法学难以应对整体性的环境问题。以整体为逻辑基点，新型的权利依据、法律关系和诉讼目标呈现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依据是生态公益所衍生的无法私有化的整体权利即环境权，及其派生的并由成分利益所衍生的生态公益维护权等环境成员权。传统法律中只有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个体对个体”或“个体对整体”的法律关系，而只有环境权下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整体对整体”与“整体对个体”的新型法律关系才能产生环境公益诉讼。生态损害的难以恢复性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只能以预防为核心目标，区别于传统诉讼的填补损害或惩戒目标。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要求革故鼎新式的系统性制度建构:尊重法律关系理论，确认环境公益诉讼的另类本质；尊重公众及成员的合法权益，重构实质原告与形式原告制度；践行保护优先，建立生态公益预防责任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