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二奶”权利的法律保护——从密尔“伤害原则”出发

从"伤害原则"角度看,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该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制裁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而且从人权的平等保护,权利的多元化,以及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角度而言,"二奶"的权利不应被克减,不应被排斥在权利的边角,而是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障之理论基础探析

未成年人作为刑事诉讼的特殊主体,其诉讼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现代刑事法理论的影响;既要考虑未成年人自身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条件,还要考虑其犯罪形成的社会等因素,另外还要结合刑事诉讼惩罚和保障功能以及联合国少年刑事司法准则等内容。研究的目的是使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不仅得到与成年人相同的正当程序保障,而且还应享有一些特殊的诉讼权利保障。     

现代刑法的保护理念探析

刑法是社会价值的体现。现代刑法在惩罚的同时,也强调保护。刑罚价值的二元化体现 了刑法价值观上突出刑法保护性的变化;刑法的社会机能更凸现刑法的社会价值意义,即社会保护 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统一。转型期的我国刑法在日益关注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共同保障的同 时,应侧重对个人权利的保障。     

秘密监听的证据学思考

秘密监听作为应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犯罪和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犯罪的有效侦查行为,如何对其所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加以确定,如何在运用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保障被监听人的人权,便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财产权合理性的哲学基础--自然权利论与工具主义论的交锋

以自然权利论为基础的财产权理论把劳动作为判断财产合理性准则。洛克的劳动财产论以自然权利为前提 ,从生存权、平等权的角度出发 ,论述了财产所有权的合理性和永恒性。黑格尔在其财产自由意志论中 ,通过自由意志的永恒性和自由意志客观化方式的唯一性(即自由意志与物的结合 )证明了财产所有权及其使用的永恒性。权利滥用的突现 ,使垄断权成为社会在财产制度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但是传统的自然权利论以其强有力的道德说服力在今天的制度选择中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秘密监听的证据学思考

秘密监听作为应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犯罪和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犯罪的有效侦查行为，如何对其所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加以确定，如何在运用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保障被监听人的人权，便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以关系为视角的加拿大原住民司法

司法除了应该及时保护社会外,还需要包涵以下目标:使得加害人在情感层面上了解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不止发生在被害人一个人身上,与被害人有关的每个人都会受到伤害;确定加害人生活中的哪些不和谐因素导致了犯罪,并且为加害人努力塑造其他各种关系来减少重复犯罪的可能;寻求途径使得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都能摆脱受损的关系,因为在犯罪发生后他们都被束缚在了受损关系上.可见,关系模式中对加害人的惩罚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惩罚,二者基础不同.后者的基础是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相适应的刑罚,而不考虑加害人对自身罪行的理解和悔罪程度.而在关系模式中,惩罚的重点在情感层面,惩罚的基础是悔罪.一旦用关系的视角看待犯罪,便开始重新审视西方刑事司法系统的一些基本理念,它们没有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精致.     

对“两个刑事证据规定”的宪法解读

两个刑事证据规定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为指导,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体现了宪法人权保障原则及其价值理念,蕴含了权利中心主义观念,遵循了正当程序原则,有利于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和制约司法公权力,有效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论犯罪构成与刑事诉讼目的的契合

犯罪构成和刑事诉讼目的在各自学科中均具有重要地位,且两者具有密切联系。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和保护权益;犯罪构成在惩罚犯罪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是社会权益保护的实体依据,为特定权益的保护提供实体屏障。     

罪刑法定原则下混合犯罪概念的正当性探析

当前,对于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存在各种批判,从多个方面论证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可以发现,我国刑法的混合犯罪概念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它能够科学地解决刑法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不存在发生冲突时以社会危害性为最高标准突破刑事违法性进行类推的问题;它体现了社会危害性与形事违法性的统一,不存在社会危害性标准与规范标准冲突的问题;它由本文和但书两部分共同组成,不存在逻辑矛盾的问题。     

“先知”之惑——犯罪预测局限性研究

犯罪规律的复杂性,犯罪预测主客体间的博弈,犯罪现象的不确定性以及"测不准",导致了犯罪预测的一系列局限。基于犯罪预测的"社会反应",是一种博弈甚或试错的过程。无论是针对犯罪现象的整体预测,还是针对犯罪行为的个体预测,对预测结果的利用都需充分考虑预测误差乃至预测失误的可能。任何依据犯罪预测结果的社会反应,都应是可调整、可修正和可补救的,且不得以侵害社会,尤其是个人的正当权利为代价。即便犯罪预测能够做到准确无误,先发制人式的"预先处罚"也当严格禁止。     

试论刑罚的社会责任

刑罚是犯罪的后果。但同时又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如果刑罚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没有得到罪犯的诚服，那么刑罚的社会责任就无从谈起。刑罚的功效也会大打折扣。罪犯实质意义上的重返社会也是不可能的，更有甚者。有的终其一生把犯罪作为自己的职业，疯狂地报复社会。刑罚构制的原则思想应当是在打击犯罪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贯穿功利性与人道性的理性思维下，科学预测，合理配置，兼顾社会性和法律性，做到发挥出刑罚功效的最大化。在社会转型期尤为重要。     

浅议财产权天赋观念

人身权(人格权)因出生而当然获得,而财产权则因生产劳动、交易、创作、接受赠与、继承等方式方能获得。从自然状态演进到政治国家社会,人的一些本能行为被限制或剥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原有的获取财产权的通道被封闭了。作为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演进到政治国家社会的代价,国家(政府)负有一种义务。从另外一个视角,即每个人从其出生之时,拥有从国家(政府)获取一定财产的天然的权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资源的享有和占用是极其不平等的,资源享有者对资源虚无者负有一种义务。反观之,则是资源虚无者对资源享有者拥有一种天然的权利。     

生育政策变化对女性权益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北京市妇女的调查数据

二孩政策的全面推行是基于人口老龄化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而形成的政策决议,对于优化我国的人口结构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女性作为生育的责任主体,劳动就业、婚姻家庭等自身权益势必会在生育过程中受到诸多影响。为更好地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必须建立全面的女性权益保障机制,以保障女性在生育下一代后依然有机会平等参与经济社会生活。     

宽严相济政策与轻轻重重政策的特征比较

宽严相济政策兼顾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基于对犯罪形成与发展规律的把握,强调区别对待,宽严相济,极为注重宽严并举与宽严救济,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公正与效率。而轻轻重重政策以保护社会的价值理念为主导,形成于犯罪日益严重的社会事实背景,强调宽严两极发展的思想与制度,从而轻者相对去之而重者移向中心,构成新的重重阶位的刑事公正与效率。     

见危不救犯罪化之争的伦理学思考

见危不救应否入罪不是一个单纯的刑事立法技术问题,它必须考虑到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古代中国私德发达而社会公德缺失,彼时的见危不救罪因忽视个人权利实不足取;当代中国虽然私德与社会公德错位,但区分保护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意识已经勃兴,这为见危不救入罪奠定了伦理基础。     

论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理念误区及其修正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于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构建仍然受限于自然人刑事责任的理论。实际上，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原则来处罚单位犯罪，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同时，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来衡量单位犯罪所处刑罚的合理性，其结论必然是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与理论应然状态的完全脱节。要走出这一误区，就应修正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理念，基于单位犯罪自身的特殊性来构建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体系。     

民工“自救型犯罪”之犯罪学分析

民工“自救型犯罪”是指当民工的生存、定展受到威胁或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他们以犯罪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维权成本过高、保障机制缺失、心理失范、法律知识匮乏等是民工“自救型犯罪”产生的原因。因此。需要健全立法和加强执法,将民工纳入科学的社会保险体系．关注民工心理健康,加强民工的法制教育;     

生态文明诉求下的法律制度“绿色化”论纲

以法律形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法律进行革新，向绿色化、生态化变革。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求，适应保护环境的要求。这一变革既为生态文明所诉求，也将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构建法律的生态文明观，其公平观要从代内公平向代际公平嬗变，其效益观要从经济效益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嬗变，其秩序观要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主义嬗变。宪法中需创设环境权，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宪法地位；刑法中重新界定环境犯罪，在惩治危害环境罪的立法中规定举动犯和危险犯；承认自然资源的财产价值和所有权；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各项政策和措施，建设绿色税制；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罚金刑适用疑难问题探析

只有当犯罪分子行为时的经济情况能够作为犯罪情节之一的时候,才可以考虑其对罚金数额的影响。对未成年罪犯适用罚金刑,更有利于发挥刑罚的价值,但应尽可能地在罚金数额上予以减免。司法实践中虽然存在着不少"先缴后判"的做法,但该做法并不正当,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甚至也缺乏司法解释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