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

陈道英在《东南法学》2010年第2辑上栽文《农民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初探——兼论与国家发展的关系》认为，农民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是农民人权的核心内容。农民人权的实质内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应该享有的作为人的平等权利和公平对待权利，以及为抵消其固有弱势带来的不利影响而确保与其他群体（市民）平等的享有人的尊严，要求国家、     

农民权利保护的关键：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

农民权利保护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民主体地位的虚置极大地影响了农民权利保护的效果。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农民权利保护的关键环节，具有重要意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应当注意全面性研究视角与主动性研究立场的把握、农民权利意识的培养以及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建立等问题。     

农民权利保护与权利救济的人本发展观视角

农民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我国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勾画了宏伟蓝图。但是从法律的视角审视中国农民问题的法律政策却刚刚起步。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农民在自身权利缺失和国家权力扩张的双重困境中沦为弱势群体,虽然采取了众多的措施安排,也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但在农民权利保护领域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甚至空白之处。权利保护的不足正是造成农民弱势群体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本文从农民弱势地位的成因及困境入手,从权利救济的人本发展观视角提出了我国农民权利救济的框架建构。     

我国农民阶层政治参与权利的现状分析

导致农民阶层处于弱势状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权利贫困。而农民阶层权利贫困主要是指政治参与权利的缺失。农民阶层在具体的政治参与活动中已经在客观上处于与其他阶层不对等的地位，致使农民阶层在实际生活中不处于政治权力中心核心区域，在政府主导的利益分配体系和相关的公共政策中影响有限。研究农民政治参与权利的贫困与解困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急需关注的现实问题。     

和谐社会中的农民矿工权利保障机制

农民矿工具有以下特点:文化素质较低,年龄偏大;缺乏权利保障意识;工作条件恶劣;生活状况相对较差。我国现行矿工权利保障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从农民矿工自身、采矿企业和政府三方面来完善农民矿工的权利保障机制。     

和谐社会与农民的权利保障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与协调,而农民这一人口最多的社会群体的一定程序的权利缺失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农民土地受益权缺乏有效保障、户籍制对自由迁徙的限制、民主参与权的不足是农民权利缺失的主要表现。为了保障农民权利,确立农民自主权、推行工业反哺农业的宏观政策、通过法律手段完善权利救济制度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思路。     

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民政治参与权利问题的法律分析

农民政治参与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现阶段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有效解决我国的农民政治参与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问题，进一步促进社会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应当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主要在农民政治参与方面加大宣传力度，使农民能够清楚自己在政治参与方面的一些权利，从而提高农民行使政治参与权利的意识；改革和完善农民政治参与在程序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以保障农民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     

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确立并保证农民权利

农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权利。保障农民权利需从根本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入手,农民的土地权、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村民民主自治制度、农民转化为市民等“三农”问题中都贯穿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以民主法制体系构建保障农民的权利。只有在农民的公民权、民主权、土地占有权、劳动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等权利得到保障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农民问题才能得以根本解决。     

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权利演进之回顾与展望

唐欣瑜、梁亚荣在《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5期撰文认为，我国农村土地经历了由农民个人所有到集体所有的转变，农地政策的变迁引发了土地所有权权能之一——收益权的权利演进。从“占有的权利”到“增长的权利”，从“公权力控制”到“私权利回归”，农地政策与农地立法相互作用，基本建立了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但并不意味着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使已无障碍。     

农民权利贫困及其治理—基于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

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对农民权利贫困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农民权利缺失的真实困境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或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可行能力的提出，在农民权利贫困研究中有着诸多贡献，它为透视与评判当前中国农民权利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表达自由、经济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迁徙自由等可以作为农民可行能力的培育途径。     

农地流转中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探究

农民的诸多权益，都是间接或者直接以土地为载体，失去土地就失去了与土地相连的一系列权益。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即失地农民群体。他们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农地流转中他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因此，如何切实有效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农村工作者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农民话语权回归的制度分析

农民拥有利益表达的"话语权"是新农村建设的保障与重要表征.但当前农民仍然没有与其他阶层一样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农民话语权在制度内缺失的某种回应.文章以此为逻辑起点,探索农民话语权缺失的根源,并提出对策性思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探索征地制度改革 确保农民合法权益

征地工作事关国家经济建设和农民切身利益。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目前土地还是农民生存保障之本，征地过程中如何确保农民合法权益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题。该文通过分析中国征地制度存住的问题，从保护失地农民权益的角度，提出了要严格规范土地征用、完善补偿机制及规范土地交易市场等建议。     

安徽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之研究

在国家的新农村建设政策中,“三农问题”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在现实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由于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当前征地工作中存在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失地农民无事可做,经济利益受损,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等诸多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应构建完善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加强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作用,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边缘与边缘化: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生活——基于浙江长兴县的实证调查

文章选取浙江长兴县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拆迁自然村,进行调研与实证性分析,认为失地农民的社会角色从农民转换到城市居民,居住形态、就业方式、消费方式、社交方式、休闲方式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失地农民存在被边缘与边缘化的现实困境,"新市民"的角色确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提出政府应为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提供政策支持;加强对新市民迁居前后社会安全管理;构建和谐人居环境增强新市民社区归属感等建议。     

我国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存在许多问题:法律制度缺位、养老保险体系单一、传统养老保险功能弱化、补偿机制不合理、农民参保意愿低等。借鉴域外经验,我们应建立农民养老保险法律体系、发展农村多元化养老保险体系、完善现有补偿机制、提高失地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民组织化——基于武汉市新洲区的调查

本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通过对武汉市新洲区的实证调查,对农民的组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指出:农民不仅组织化程度低,而且其组织化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这种男女有别的组织化是传统社会组织的家庭性与男性家长制相叠加、性别社会化所导致的女性组织能力不足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重视组织化中的性别差异,才能更好的推进农民组织化的进程。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现状分析及政策改进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被征地农民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当前,各级政府也探索和发展出了一些具体的实践模式,但是这些模式带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普遍缺乏制度安排的连续性、动态性和发展性,特别是没有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同农村和城镇两大养老保障体系的接续问题。本文在分析和总结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一种以基本养老保障为核心,多层次的、能够有效接续农村和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兼具保障性与发展性双重功能,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运转的养老保障模式。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的制约因素及其政策支持

本文描述了我国失地农民就业的现状,指出了制约失地农民就业的因素,如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重视不够,社会就业环境不利于失地农民就业,农村职业教育缺失、就业培训缺乏组织协调机制,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低、间接影响农民再就业等,并提出通过消除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制度缺陷、为失地农民就业和创业提供各种资金支持、积极拓宽到非农产业就业的渠道、搞好就业培训工作、重视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等措施来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地方政府与农民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角色定位及重塑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需要明确地方政府的主导角色和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然而,当前土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民的角色定位与现实境遇存在巨大偏差,遭遇到种种困境和瓶颈束缚,迫切要求从体制上、从观念上加以重塑,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