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

作为当前学界主流的乡村司法理论,基于对乡村社会结构内向、封闭的理解,具有明显的地方化特征。然而,新农民阶层的出现及其推动的乡村社会变迁,导致乡村司法理论产生一些悖论性事实。这种变迁和悖论能够从"地位获得理论"与乡村司法运作存在的关联中加以解释。据此,现有的乡村司法理论应当有所修正,使得带有"治理"味道的地方化特征不再那么显著,转而复归到追求普适化的乡村法治化轨道。     

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

当前乡村司法呈现出双二元结构形态：基层法官的司法有着法治化和治理化两种形态，乡村干部的司法则是治理化形态。综合考量乡村社会变迁及其所受到的结构性约束，双二元结构形态可以呼应乡村社会的司法需求，回应乡村纠纷的延伸性和非适法性，适应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在很长时间内，乡村司法都应当在法治化和治理化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人民法院参与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的思考——以偏远地区基层法院为视角

在我国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案件纠纷在主、客体上存在的特殊性既是基层法院必须面对的微观环境,也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应当直面的宏观问题.在明晰转型期乡村司法职能的基础上,人民法院有必要以加强诉调联动、司法释明和审判公开为主要的司法策略,探索参与当前时期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社会整合与人民法庭的功能定位

随着乡村社会转型,乡民与国家、家庭、传统规范之间的纽带早已松懈,个人对社会保有的团结情感和道德责任感随之淡薄,乡村社会的整合问题将越来越突出.人民法庭的司法运作在修复国家与乡民之间的关系,加强社会整合方面的功能越来越重要.虽然不少研究对人民法庭能动的、便民的司法运行模式持否定态度,但若立足于整体分析的方法与视角,从人民法庭对乡村社会整合的功能意义出发却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人民法庭的功能性必要条件.     

转型社会背景下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思考——兼谈村规民约的历史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法治化首先是中国乡村的法治化,然而,近年来乡村法治建设并不尽如人意.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偏见,对法律制度的简单移植,以及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特有的路径依赖问题,直接影响了乡村法治建设进程.因此,当代中国乡村法治构建必须进行范式转换,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本文拟从村规民约在构建和谐乡村、法治乡村过程中的贡献及存在问题出发,进一步探讨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及定位.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乡村法治困境解读

乡村法治化运动在乡村社会遭遇的窘态与困惑是发起者始料未及的,国家法治被乡村社会有意无意的歪曲,“下乡的法律”不断被乡土社会知识传统解读,法治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愈显突出。本文放弃简单地对法治与乡村社会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进行批判的进路,试图通过借鉴和采用法社会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强调回到中国的特定语境,回到乡村的生活场域和具体经验中,探讨当前造成乡村法治化困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分析实现乡村社会法治化之可能和必要,进而提出实现乡村法治化的可行路径。     

人民法院司法救助法治化的实证研究

司法救助是保障基本人权、促进社会和谐、贯彻司法为民、维护司法公信的迫切需要,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司法救助法治化是健全司法救助体系的基本方向。以国家责任为内涵和覆盖面逐步拓展的外延,是司法救助概念法治化的体现。司法救助功能法治化要求必须坚持其“救急救困”的基本功能,并区别于社会救助,同时做好与其他制度的衔接。司法救助的协调、受理、决定、公开和监督机制法治化决定了司法救助程序的法治化。     

回应现实——对乡村法庭司法能力问题再探讨

本文就乡村法庭司法能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简要分析了乡村法庭司法能力的培养路径和阐述了乡村司法的运作状况。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下传媒与司法的和谐关系

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民主法治化进程正在加快,其显著表现就是传媒越来越活跃,司法介入社会调整也越来越有力。值得欣喜的同时,我们发现无论在哪个国家,作为两支独特的社会力量,传媒与司法体系的良好运作存在着广泛密切却复杂的关系。本文就两者间的关系做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试论非正式制度对乡村社会法治化的影响

乡村社会法治化是一个整体化的进程,单一方向的法制变革如果缺乏相应的非正式制度的配合,将会提高制度的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甚至背离乡村法治化的设计初衷。本文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对乡村法治化的影响,指出应当加强非正式制度的建设,促进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融合,以减少制度创新的阻力,从而促进乡村法治化顺利而有效的进行。     

司法功能及其局限性分析

随着社会纠纷的日益增多和现代社会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现有的司法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司法改革势在必行。而此时重新解读司法的功能,剖析司法的局限性,认识其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无疑对理清司法改革的基本思路大有裨益。     

我国转型社会中服务型政府法治化研究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应该坚持合法性、公平性、公开性、民主性、连续性、适应性原则,我国服务型政府法治化改革应该立足我国国情和现有阶段,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服务与管制的关系。同时,司法应该对服务型政府法治化作出积极回应。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刑事政策法治化研究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将刑事政策纳入法治化轨道是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本文在对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必要性以及合理性探究的基础上,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方面探索了我国和谐社会视野中刑事政策法治化的根本途径.     

浅谈村委会在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中的作用

司法审判程序正常运作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司法判决,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判决执行的具体效果。在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执行,特别是在广大乡村地区的执行,其执行效果相对较差,经常无法满足当事人的合法申请,本文拟从村委会社会功能的角度探讨其在协助执行中的作用。     

管辖权竞争与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合法性建构

通过对乡村司法现状的田野考察发现,乡村社会依然存在着司法形态多元化特点。然而,多元化并不必然带来乡村司法的有序化。究其原因,不同的司法形态在管辖权问题上存在着隐性的竞争关系。因为这种竞争关系的存在,乡村司法资源供给错综复杂,乡村司法结构混乱,这些情况都不利于乡村司法的合法性建构和乡村秩序的重建。研究表明:乡村司法的合法性建构不仅仅只是国家权力和符号权力的建构,更应该是一种具体实践意义上的合法性建构。这种合法性建构要求以多元司法知识为基础,以行动者需求为导向,通过非正式司法的伦理重建和正式司法的权限界定来实现乡村司法资源供给的合理配置,并使民众能够更好地"接近司法"。     

党委领导政法工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以党委政法委功能定位为视角

中国特色的政法体制既不同于传统礼法文化下的“行政兼理司法”,也不同于以分权与制衡为重要标志的西方政治司法模式.政法体制,究其本源是在“救亡图存”和“富强民主”的双重历史诉求下杂糅马列主义、传统治理模式、现代西方法治元素以及中共革命经验而形成的独特社会治理模式,并据此形成制度载体“党委政法委”.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下,关于党委政法委制度的讨论往往裹挟着意识形态纷争、司法体制改革需求以及司法权威重构的现实困境.笔者认为,党委政法委工作方式的法治化、职责边界的清晰化、服务司法权独立行使的职能化,才是其“长期坚持”的法治化路径选择.     

世界正义的发展与主权利益的选择——国际人权司法化与中国立场

国际法的司法化是国际社会法治化的关键环节,而人权法的司法化则是这一环节中的重要部分.当今的国际人权司法体制在区域的维度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全球层面上则仅做出了初步的尝试.最突出的问题是不成体系的规范、组织和程序,以及不平衡的设施.为此,应当着力于国际人权司法的体系化、强化和均衡化.中国作为地位正在上升的发展中大国,应...     

试论司法权威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社会是一个尊重和保障权利的社会,法治进程就是整个社会权利意识不断唤醒、权利不断主张并得以实现的过程。[1]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经指出:法治时代就应该是突出司法权威的时代。在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司法权威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试从司法权威的社会心理基础入手,探讨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威的信仰、态度和感情,以找出当前我国司法权威面临的问题,并就如何树立司法权威提出一些观点和建议。     

适应新时代构建新体系探索新模式——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法律服务创新实践纪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谈到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以社会理论为基础的分析理路(一个导论)

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基本上一直沿袭着旧有的刑事政策以及与此有关的惯习操作 ,在程序上与刑事诉讼的法治化要求多有抵牾 ,刑事政策的合理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权力型改革模式作为推动刑事诉讼法治化的根本动力。虽然刑事政策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但因囿于价值判断和视野局限而造成对社会事实缺乏有效的分析 ,所以 ,对“理解”中国刑事司法的问题助益无多。而以一定的社会理论为分析理路 ,或许是研究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的一种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