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及其破除

西方现代化道路勾勒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共性，是“现代化=西方化”迷思形成的现实基础。然而，后发国家难以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大量事实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日益明显的遏制意愿，也使得后发国家开始反思甚至质疑“现代化=西方化”这一论断。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粗放型生活模式导致的资源竞争、利润导向型生产方式导致的产业竞争、不平等交换型发展模式导致的制度竞争以及后发国家在构建发展道路、引入发展外力、培育发展内力等层面上的两难选择，是后发国家难以破除“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关键。为此，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从发展认识、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理论、发展实践等维度来有效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这不仅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为其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借鉴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于中西方现代化发展历程的比较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既有共通之处，也存在很多差异。基于中西方现代化发展历程的比较分析，研究认为，西方现代化的富裕之路以资本为主导，通过对内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和对外殖民化扩张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富裕之路则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展开分析，不仅有利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独有的内在逻辑，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目前，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应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     

对“民主失效”与“反对民主”问题的辨析——针对“民主发展=西方化”命题的两个反思维度

西方民主与非西方民主的道统与治绩之争，构成了当代世界民主发展的重要议题。要实现民主回归其多样性发展正轨的目标，必须在深刻系统地反思“民主发展=西方化”命题的基础上，将民主从其西方单一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此，沿着非西方化道路发展民主的国家不仅要坚守民主发展可行性的底线，更需要从澄清对西方民主的误解、讲明非西方化的发展趋势、批判西方民主实践与总结“民主化”教训的角度，建构起针对西方民主失效问题的经验性反思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西方民主理论内含中的反民主矛盾，从检讨其在价值导向、议题设置和观点引导等方面所刻意造成的误导入手，建构起针对西方民主反对民主问题的理论性反思维度。由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民主发展就将不再受到“如何实现西方化转型”问题的误导，从而也为更加聚焦于解决如何发展真民主、好民主的问题创造出全新的理论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式现代化的超越：乡村发展视域的解释

乡村发展是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域。西式现代化虽然实现了某种意义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但也陷入了牺牲人民生存和发展权益以迎合资本意志的陷阱。可以从西式民主边缘化农民利益诉求、新自由主义鼓吹土地私有化牺牲农民利益、资本排斥农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资本无序侵蚀农民生产生活空间、农村主流叙事剥离少数族裔农民等五个方面反思西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伴随资本全球化过程，不少国家和民族对西方文明的吸收超出了借鉴的范畴，乡村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单一。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突显出自身的独特性。当前，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意志全面推进，不仅是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战略性调整，也是党和国家对政治承诺的历史性实践和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动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道路表明，发展是全体人民的正当权利，既不应成为资本的附属品，也不应为少数人所把持和垄断。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韧性的逻辑理路

作为消除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对抗性的高质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多”与“少”的统一，唤醒现代化力量；调适“供”与“需”的张力，维护现代化秩序；协调“权”与“权”的边界，激发现代化效能，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韧性形成的深层动力。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党—政府—人民”的主体结构、“吸纳—整合—回应”的运行机制和“协商—决策—反馈”的实践程序，克服西方现代化的资本痼疾和制度短板，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韧性。为应对现代化风险，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韧性，应积极构建适应性、自主性和内聚性的政治体系，塑造回应型、法治型和效能型的治理机制，创设主体、过程和目标要素并联的民主结构。     

束缚与勃兴：文明形态的变革与历史性展开

文明形态是文明的具体形态，具有外部的形体性和内在的体系性，其“新与旧”的标尺在于其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西方既往文明形态的双重束缚下，发生了“由新转旧”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逆全球化取向、新垄断结构形成、民主政治极化、社会共识坍塌、文明观封闭等方面。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封建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赋予了中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必然性。这三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塑了新政治形态、新生产形态、新生活形态和新合作形态，共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展开。     

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政党领导在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性作用，长期被西方政治学或经济学理论遮盖忽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揭示出西方先发国家政党的资产阶级阶级属性，深刻指出后发国家需要先行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这个政治前提，才能建立民族国家进而推进国家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遵循着这一理论逻辑，展示了历史必然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理论体系，创造了两大奇迹，在新时代，高质量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对民粹主义陷阱的跨越

近年来，民粹主义甚嚣尘上，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掉入民粹主义陷阱无法自拔，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深受民粹主义的袭扰，给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蒙上阴影。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走出的新道路，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回答了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跨越民粹主义陷阱这一时代之问，为那些正深受民粹主义困扰的国家和地区顺利走出泥潭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中“人的现代化”的价值旨归跨越了民粹主义的“人民观”陷阱，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跨越了民粹主义的“平等观”陷阱，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跨越了民粹主义的“民主观”陷阱。     

中国道路的内涵、基础与意义

中国道路不是泛指“中国的道路”,不是泛泛地谈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实质在于探索后发国家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即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的深层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关系学说、社会基本矛盾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运用和体现.它的意义在于,一是突破现代化只能走西方化或美国化道路的偏狭之见,破除了现代化只能移植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模式的思想障碍,彰显了不同于西方的多样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结合本国实际实现现代化的样本;二是作为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现实可能性,这种复兴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是寻求世界霸权;三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有力驳斥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现代化叙事的中国逻辑与范式重构北大核心

现代化是每一个国家的普遍命运。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大格局,决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不可避免受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支配,走上“现代化在中国”的道路。“现代化在中国”,也即西方现代性观念和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实践。洋务自强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运动的相继失败,标志着“现代化在中国”行不通。中国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样本,注定只能走具有本国特点的现代化新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实现了现代化理论的术语革命和范式重构。     

现代化叙事的中国逻辑与范式重构

现代化是每一个国家的普遍命运。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大格局，决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不可避免受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支配，走上“现代化在中国”的道路。“现代化在中国”,也即西方现代性观念和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实践。洋务自强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运动的相继失败，标志着“现代化在中国”行不通。中国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样本，注定只能走具有本国特点的现代化新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实现了现代化理论的术语革命和范式重构。     

中国改革开放拓展了人类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世界性的客观存在,在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性图景下,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式,也有别于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是一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契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道路的神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选择;逆转了社会主义的境遇,开启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新境界;回应了全球发展的难题,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要着重协调好伟大革命与自我革命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社会发展与人民主体相统一、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     

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深层逻辑——“行为—关系”视角下“雪花模型”的一种尝试性解释

与西方研究总是力图用自由或民主等单一因素解释本为多重原因影响的国家治理现实的分析方法不同，本研究立足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从“行动—关系”视角出发，提出一种尝试性解释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深层逻辑的“雪花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不仅包含人民、利益、民族、文明、现代化和民主等六大逻辑以及围绕六大逻辑的多重子逻辑，而且相互间形成了复杂网络结构，并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可能的雪花型结构。本研究除了阐明“雪花模型”的基本结构、特征、要素、解释性以外，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历次全会公报、决议等的文本分析，检验了该模型的现实契合性。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责任——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视角

政党责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明确了为人民谋幸福、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为民族谋复兴的政党责任。为人民谋幸福是政党责任的逻辑起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政党责任的集中体现,为民族谋复兴是政党责任的价值旨归,三者共同构成了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夯实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需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达成共识,依靠“国家—政党—人民”的政治结构、“领导—合作—民主”的政治过程以及“执政—参政—协商”的运行机制推进党际合作与治理。推动政党责任转化为实践效能,需要遵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政党现代化的现代化逻辑,彰显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国家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政党责任。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本质与世界意义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世纪40至60年代,马克思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生成逻辑和历史进程的客观分析,探讨了西方殖民侵略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双重使命”,认为东方社会必然以资本主义方式走向现代化;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则着重分析了东方社会经历特殊途径实现跨越式发展,以非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便是对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设想的有效证成,它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本质。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建构了“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为超越西方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     

西方民主输出对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进入21世纪后,为了制衡在经济领域迅速崛起的中国,西方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的民主输出,以打压中国的软实力并进而西化、分化中国。由于西方民主的强势影响力及其输出方式的多样性、隐蔽性,使中国的主流民主思想在价值定位、制度选择、实现形式等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直接危害着中国的政治认同和社会稳定。只有不断巩固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主导地位,才能有效规制和防范西方的民主输出,这不仅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还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败。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正义价值吁求与实践取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生态正义为价值主旨，既以“和谐共生”作为“基本内核”规划了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安全关系的理想状态，又以“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合理内核”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生态利益关系的现实要求。“和谐共生”“公平普惠”相统一，不仅完整回应了何为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吁求，而且蕴含着根本途径、根本保障、根本力量与根本方法等实践取向，系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生态正义的实践之问。作为一种制度正义，“和谐共生”“公平普惠”之生态正义以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制度文明新形态为依托，全面超越了西方生态正义论抽象的思想言说，在生态特色维度彰显了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本质差别，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原则遵循。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及其原创性贡献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成分和基础性工程。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其理论建构以探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向的动力及内在机理为指向，以诠释“国家”与“治理”的兼容与耦合为发端，以推动构建“善治”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在理论议题上回应“中国关切”,在逻辑演绎上创造“中国话语”,在形态建构上呈现“中国范式”,在价值指向上追求“中国之治”,并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上形成了新突破，历史性地回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的重大命题。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基于主体的三维要素反思

强调人的主体性是现代与传统的分水岭，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基于构建何种主体、如何提升主体的认知能力以及如何理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等三维要素，在比较中辨析中西方现代化本质的区别，可以更加清晰地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从构建何种主体维度来看，相对于西方基于“抽象的人”来建构程序正义的主体观，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构建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民主体史观。从如何提升主体的认知能力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主体自身对理性的认知、更加科学地提升主体对外部时空的认知，从内外部增强了主体的认知能力。从如何理顺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维度来看，相对于西方的竞争式主体关系难以走出公共事务治理的困局，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主体间协商式关系开创了民主治理新范式，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的突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