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护取证与侦查取证的关系

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构成了刑事调查的二元结构。在其相互制约中,可最大程度地接近案件事实。在研究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与辩护律师相应权利的基础上,探讨新刑诉法实施后,辩护律师所具有的调查取证权利。律师还不能向警方申请阅卷,也不能在会见在押嫌疑人时向其核实证据;但在会见中,他们拥有不被监听的特权。而且,辩护律师有以"见证人"身份监督强制取证措施的权利。在监督侦查活动中,他们可以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取证权,一般是外部调查取证权。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具有权属不同、手段多少不同、活动范围不同、活动的方向不同等特点,其体现的是控辩双方的法律制约与平衡。     

论卧底侦查

卧底侦查是强制侦查中的一种,与诱惑侦查同属于化装侦查。卧底侦查是对付重大的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手段,也是最后的侦查手段。由于卧底侦查副作用明显,我国又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而实践中的适用又因有组织犯罪的猖獗而无法回避,对卧底侦查法理根据的探讨,关于卧底侦查具体法律规定的讨论,就为未来的立法和当前的侦查实践所需要。     

关于建立引导侦查机制的几点思考

检察改革是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和紧迫任务。而侦查监督工作的改革则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重心是对侦查取证工作的引导。因此,建立引导侦查工作机制,进一步落实检察机关为侦查部门(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侦查活     

关于引导侦查取证若干问题的探讨

引导侦查取证作为近年来检察机关开展制度创新、推进检察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成为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热点。目前,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开展还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在对引导侦查取证的理论基础和功能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引导侦查取证程序的见解。     

网络传销犯罪案件如何侦查取证

网络传销犯罪案件具有涉案人员众多、涉案金额巨大、运作模式新型等特点,侦查取证难度较大。网络传销犯罪案件要在全案证据和核心证据、构成要件证据、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的收集中,紧密围绕构建定案证据体系展开,突出取证重点,紧扣取证核心,缜密开展侦查取证,同时,还要注意证据的合法性等问题。     

网络化传统型犯罪的侦查

我国目前网络化传统型犯罪的现状不容乐观,网络化传统型犯罪不属于刑法中的计算机犯罪,也不能等同于网络犯罪。对网络化传统犯罪的侦查存在管辖、定性、取证、程序等多方面的问题。完善立法,加强侦查方法和程序的研究,强化侦查协作,重视对网络化传统型犯罪的预防是网络化传统犯罪侦查的基本策略与措施。     

法治视野下的侦查取证研究

侦查取证包括发现证据及其线索和收集证据两个部分。其中,证据及其线索的发现一直游离于立法的边缘,有必要对其加以规制。依据证据表现形态之不同,收集证据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收集,2012年刑诉法不仅完善了证据收集的手段,而且构建了遏制非法取证的机制,对侦查取证工作的整体推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强制侦查行为视野下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

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强制侦查行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它构成了对公民权最基本内容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等方面的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势下,法治国家强调强制侦查法定原则,从而使惩罚犯罪与保障权利两项基本价值目标在侦查中得到兼顾。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对待强制侦查行为的程序规范方面显得极为欠缺。因此,引进侦查比例原则并通过专门立法明确强制侦查行为的程序规范是当务之急。     

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强制侦查制度的完善,应当坚持三项原则。一是逐步推进原则。即从实际出发,适当考虑有关方面的可承受性,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也需符合我国刑事程序制度改革的阶段性要求,逐步推进,不操之过急。二是区别对待原则。即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要考虑打击犯罪的需求,防止过分妨碍侦查效率。因此,对强制侦查措施应实行区别对待:对高     

电子证据在自侦工作中的应用

现代化的电子技术丰富了人类的文化生活,但同时也带来更多的高科技犯罪.高技术犯罪的隐秘性,使得传统的侦查方式已经无法应对.本文首先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作为着力点,介绍了电子证据在自侦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又从电子证据提取的原则以及电子证据在实践中的应用入手,概述了我国电子证据在取证人员知识水平、取证程序、证据证明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我国未来电子证据发展在完善立法、改变传统侦查模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等方面的建议.     

论侦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

目次一、律师辩护从审判走向侦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律师辩护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侦查程序中的特点三、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现状与完善侦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在法治发达国家早已为立法所确认、司法所实行,但在我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在立法上还是司法上尚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有必要对侦查程序中的律师辩     

浅探职务犯罪侦查中强制措施的重构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中强制措施是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强制剥夺或者加以一定限制的方法。强制措施在适用中往往出现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利措施过剩与强制取证措施短缺的局面。积极探索职务犯罪中强制措施的合理运用,成为检察机关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结合办案实践,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强制措施运用的缺陷、弊端和重构等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批捕引导侦查工作相关问题思考

近年来，在检察引导侦查的问题上，不论是实践探索，还是理论探讨，应该说，多集中在公诉引导侦查上，但是，笔者认为，在审查批捕阶段做好这项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当前的实际工作情况看，由于侦查监督部门的职责还主要是审查批捕、刑事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三个方面，在引导侦查取证方面开展的工作还是比较少，尚有较大的潜力可挖。对此，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就批捕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有关问题，谈几点个人浅见。     

美国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大陪审团调查及启示

大陪审团制度是美国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其发挥着防止公民遭受政府不当追诉的屏蔽功能和作为追诉机关利器的调查功能。相对于屏蔽功能的衰落,美国大陪审团的调查功能运用日益频繁,作用更为突出,原因在于大陪审团调查所具有的优势——强制取证权、豁免权以及调查程序的秘密性等。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质,使得其与其他刑事案件的侦查存在诸多不同,如何赋予侦查机关有效侦查手段以打击此类犯罪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对美国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大陪审团调查进行深入分析,从中发掘有益经验,将     

心理强制视角下职务犯罪审讯的应对

核心提示:即将实施的新《刑诉法》对侦查活动采取了更为严格的规范措施,传统职务犯罪侦查审讯中存在的疲劳战、车轮战、体罚等任何身体强制行为都有悖于新《刑诉法》,所得口供都有可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职务犯罪侦查正面临着由身体强制向心理强制的急速转型,但是心理强制措施的不当运用仍然难以有效规避侦查行为带来的职业风险。因此,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的挑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变的重点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强化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但也对职务犯罪侦查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适应这种新格局,应当着重从加强初查工作、重视审讯与案件信息资料的互动、完善侦查一体化机制、完善侦查措施立法等方面推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     

对死刑案件加强引导侦查取证的思考

近年来,检察机关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对提高死刑案件办案效率,确保办案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中,许多检察机关对死刑案件加强引导侦查取证进行了试点,但是做法还不统一,仍需完善。本文从死刑案件的引导侦查取证的明确问题入手,简要的探讨了加强引导侦查的工作途径。     

有条件逮捕制度探索

一、有条件逮捕制度的产生依据和适用原则 2006年8月17日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的第4条首次明确规定了有条件逮捕制度.所谓有条件逮捕,是指,"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二)批准逮捕后三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三)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销批准逮捕决定."     

诱惑侦查的应用与控制

诱惑侦查是刑事案件侦查中的一种特殊的调查取证手段,使用这一措施存在极大风险,用之不慎,必使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两受其害。诱惑侦查的正确应用取决于立法授权和严密的程序规制。在我国尚未建立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的情况下,对诱惑侦查行为的审查决定权可由检察机关行使。建立和完善对诱惑侦查措施合法性审查的制度和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制裁制度,是保障这一侦查措施合法有效应用的关键所在。     

论我国腐败犯罪特殊侦查措施之完善

腐败犯罪侦查中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是破解腐败犯罪侦查困境、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要求、彰显严厉惩治腐败犯罪刑事政策,以及维持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平衡的需要。2012年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补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有关内容,进步意义显著,但也还存在不足。推进我国腐败犯罪特殊侦查措施的发展完善:一是要认真贯彻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有关规定;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腐败犯罪特殊侦查措施立法;三是要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