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羁押期限制度的完善——以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现行立法对羁押在时限上的规定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模糊了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的区别,导致司法实践中羁押期限混同于办案期限,羁押标准混乱,羁押时间不可预测。应该实现羁押期限的独立化,将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完全分离;统一羁押期限的决定权,将羁押期限决定权赋予法院;同时建立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赋予被羁押人向办案部门申请救济的权利。     

侦查阶段隐形超期羁押的机制防范

2012年《刑诉法》增设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可用来防范隐形超期羁押现象。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前提在于需要被追诉人处于捕后羁押状态且公安机关尚未变更羁押措施。合并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和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审批程序不足以保证前者效力,可以现有的防范超期羁押的制度保证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效力。目前,侦查羁押期限的监督机制难以切实发挥不当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防范作用,应设立双轨式的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先行审查机制。     

关于完善换押制度的思考

换押制度对完善刑事诉讼程序 ,保护被羁押人合法权益 ,杜绝超期羁押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当前 ,在执行换押制度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使刑事诉讼中有关诉讼期限规定的执行和羁押期限的严肃性得不到保障 ,因此 ,必须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保证换押制度的正确执行 ,更有效地防止和解决超期羁押现     

羁押期限制度的反思与重建

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羁押期限没有独立和正式的规定,完全依附于拘留和逮捕期限。目前,我国超期羁押现象严重,羁押期限违背比例原则。为了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我国应逐步完善羁押期限制度。为此,我国羁押期限制度应确定羁押期限的最高限度、贯彻羁押期限的比例原则、推进羁押期限的相对独立、控制羁押期限的例外规定。     

补充侦查应当受侦查羁押期限的限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最长不能超过7个月，因特殊原因超过7个月的，需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可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是侦查活动的一种特殊情况，应受最长侦查羁押期限的限制。检察机关对那些不符合起诉条件且需要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先审查案件是否已用尽最长的侦查羁押期限，再作出是否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     

论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保障性措施,羁押的适用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否则必将侵害被羁押人的人身权利.但是,我国目前的羁押制度极其不健全,导致实践中出现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为消除非法羁押现象,当务之急就应当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标准,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羁押制度.     

中外审前羁押制度比较研究

审前羁押是指在有罪判决生效前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法律状态。我国的审前羁押制度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着羁押率过高,超期现象严重,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等弊端。国外审前羁押制度在程序、适用的法律理由、场所、期限等方面与我国存在差异。在完善我国审前羁押制度方面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审前羁押的适用条件、范围和期限、完善取保候审制度,建立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羁押场所宜中立化,完善审前羁押的救济制度等。     

试论我国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

西方法治国家建立了完善的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因此,这一制度能够较好地保护被羁押者的合法权益。而我国的未决羁押制度十分不完善,且羁押的救济渠道不畅、救济措施不力,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侵犯被羁押者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借鉴西方法治国家成熟的立法经验,建立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未决羁押的事中救济制度、未决羁押的事后救济制度、建立羁押复查制度并修改《国家赔偿法,》这对于完善我国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羁押期限与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护

羁押权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权力 ,直接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本文主要针对《刑事诉讼法》对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羁押的期限规定 ,分析我国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护 ,提出应完善司法机关适用羁押时的法律监督制衡机制     

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当前的审前羁押制度并不完善，既未确立适用该制度的法律规则体系，也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监督、救济机制，以至于其在具体适用中存在羁押率过高、超期羁押现象屡禁不绝等顽症。应当从加强控制、引入保释制度、建立健全监督、审查机制等方面对审前羁押制度进行完善。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