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高校的行政诉讼案与高校两证管理问题探析——从程序合法性原则分析高校毕业证、学位证的颁发问题

在我国，高校（公立高等学校）以民事主体身份走上法庭．作为原告或者被告，早已有之。但是，高校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被其学生或者教师职工一—特别是学生——告上法庭，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始见报端。其中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1998年）（以下简称“田永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行政诉讼案（1999年）（以下简称“刘燕文案”）两案最为典型，也引起了法学界．教育界和社会舆论持续激烈的讨论。本文试着就上述两个典型案例作为分析素材，从     

高校拒绝颁发"两证"行为的司法审查

目前,高等学校因拒绝向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而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例已增多。这种拒绝向学生颁发“两证”的行为,是否属行政行为,高等学校是否能作为行政诉讼主体,人民法院对高等学校拒绝颁发“两证”的行为是否有权进行审查,法律尚无明文规定,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与重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缺陷主要表现为范围上的狭窄和司法审查权受到制约。重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应确立正确的立法指导思想,选择正确的立法模式,拓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解读高等学校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资格——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为范本展开的分析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非行政机关被推上行政诉讼被告席的惟一事由,也是法院受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为学生打开司法救济之门的前提。然而,法院在田永一案中并没有证成高等学校具有“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资格。尽管单方面性、强制性等是行政权的属性,但并非所有具有这些属性的权力都是行政权。     

论设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的互动逻辑关系

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人们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设定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趋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不一致的认识，并忽略了设定原告资格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间的互动逻辑关系，这不利于对行政相对一方人的诉权保护，不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完善。本文谨从原告资格的设定和受案范围的互动逻辑关系出发谈谈笔者的认识。一、巨动关系的理论与现实状况原告资格表述什么人具有起诉权，即什么样的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设定原告资格就是对这个“人”的范围加以确定，它关系到一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发展水平。而受案范…     

论事业单位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为参照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以公报的方式刊登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例,对事业单位可以作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给予肯定。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理论争议仍然存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此也有不同的操作。因此,在考察重要关系理论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基础上,借鉴重要关系理论,认定事业单位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划分事业单位行为层次,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既能尊重事业单位的自治权,又能保障相当人的合法权利。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辩析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辩析○高家伟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具有确定行政诉讼诉权、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行政诉讼审查范围等多方面的意义。但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这一问题并没有界定清楚。本文试就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含义和法律规定作一探讨。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含义...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若干问题探讨

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的基本问题之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性质是程序问题而不是实体问题。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世界范围来讲,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呈现出不断宽松且标准逐渐趋向一致的趋势。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经历了从“无标准时期”到“法律规定标准时期”,再到“合法权益标准时期”,进而发展到“利害关系人标准时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理解为“法律上应当保护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原告与起诉人不能混淆。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检察机关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问题应当具体分析。     

学校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法律分析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无疑是行政法学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它的意义不但在于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也在于法院对本案实体问题的判决理由。就前者来说,法院把司法审查的触角伸向教育管理领域,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行政法调整范围的扩展以及对行政主体制度的建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南昌施尧村村民诉村委会案再评析——以公共职能为视角

从权力来源角度难以充分证明村委会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这是实践中僵化运用《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和《若干问题的解释1》第1条第1款所致。受到美、英司法审查受案标准的演化的启示，从公共职能角度重析村委会被告资格，人民法院以被告不适格为由做出的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决定或许是错误的。     

公民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博弈——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演变的视角解读与展望

在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中,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与诉讼的三方参与人关系重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成为解开三者复杂关系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发展演变的视角来论证三权的博弈,并对受案范围的发展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和展望。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应寻求立法解释

刘燕文诉北大案中，争点有： 一、法院受案范围； 二、诉讼时效； 三、校学位委员会对刘燕文的论文评定是否合乎正当程序； 四、对《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３３条和《学位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对颁发毕业证书条件之解释，表现在对“通过答辩”的理解？ 五、校学位委员会组成是否合理？能否有资格对博士论文进行实体审查？ 而刘燕文代理人从维护实体正义出发，同时依据《教育法》２１、２２条，认为我国实行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分开制度； 一、学位证书反映申请人的学术水准，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 二、毕业证书反映学习者在校学习各科合格的经…     

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探讨

关于行政诉讼被告的定义有不同的表述,〔1〕一般而言,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与行政主体、责任主体、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密切相关,也与一个国家民主法治状况密切相关。在我国,由于行政法理论发展的局限以及现行法律框架的桎梏,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存在原告认知与法官认知两个不同认知主体的主观活动,这两种活动难免存在差异。而法官的认知具有强制力,原告的认知存在局限性,所以,为了保护原告的诉权,在原告起诉时没有准确确定被告的情况下,法官应当通过行使释明权引导原告准确确定被告。面对行政诉讼林林总…     

“民事侵权赔偿行政裁决案不宜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质疑──与严惠仁同志商榷

“民事侵权赔偿行政裁决案不宜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质疑──与严惠仁同志商榷邹润学拜读了严惠仁的《民事侵权赔偿行政裁决案不宜纳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载１９９４年第２期《行政法学研究》）一文后，颇受启发．该文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生人民共和国...     

司法的修辞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张——以案例分析为切入点

从“中国听证革命第一案”乔占祥个案说起，考查法院怎样通过修辞技术，将看似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的诉讼请求纳入司法的权力范围，从而在事实上实现了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展；另据两起著名的高等教育行诉个案来加以说明，司法权在行政诉讼领域中的实质性扩张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必然受到现实条件的种种制约，因而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困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出路是要诉诸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演进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经历了从“无标准时期”到“法律规定的标准时期”再到“合法权益标准时期”的发展过程 ,至今在立法上与世界发达国家基本同步 ,但在实践中对“合法权益标准”的理解产生了偏差 ,限制了原告资格。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求发展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在其属人因素上 ,应强调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逐步放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在其属事因素上 ,应逐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在其发展方式上 ,应依据我国基本国情 ,循序渐进。     

论《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修改

在我国假定不予审查的立法模式下,现行《行政诉讼法》采用概括式和肯定、否定列举式的方式界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有颇多限制,这极大限缩了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边界不甚明确.在《行政诉讼法》的首次大修中,受案范围的修改正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本文通过对新旧两部《行政诉讼法》中关于受案范围的法律条文进行分析,厘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边界,并结合理论分析和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阐释两部法律的不足之处和新法相较于旧法的不同之处.     

抽象行政行为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赋予法院对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权，既有充分的学理和法律根据，又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现状提出的要求。     

试论设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互动逻辑关系

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人们对干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趋势在理论上都有不一致的认识，并忽略了设定原告资格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间的互动逻辑关系，不利于行政相对方的诉权保护，不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完善。本文拟从原告资格的设定和受案范围的互动逻辑关系出发谈谈笔者的认识。一、互动关系的理论基础与现实状况所谓原告资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具备一定条件而取得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这与原告地位是不同的概念。原告地位是指具有原告资格的人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人民法院受理后所确认的一方…     

试论我国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又称行政审判权限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争议的权限，也即哪种行政争议该由人民法院管，哪种不该由人民法院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仅关系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也关系到公民权益的保障问题，因而，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调整好行政权、司法权以及诉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