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关系浅析——以“李斯特鸿沟”消弭为线索

罪刑法定是立法完善、司法公正的源动力,刑事政策是现行法律的有效运行的时代向导。"李斯特鸿沟"割裂了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之间的本质联系。但随着民主法治的不断进步,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相结合成为大势所趋。罪刑法定让刑事政策的实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刑事政策让罪刑法定灵活适应现实情况的多样化成为可能。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这样就更加需要罪刑法定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间相辅相成。     

法家法律观和"法治"理论

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本文分析了法家对法律的概念、本质、起源、作用等基本法学理论的独到见解,以及法家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和推行"法治"的方法,剖析了法家的"法治"绝非真正意义的法治,它和儒家的礼治都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统治手段.     

刑事政策刑法化及其实践初探——以社区矫正制度为视角

刑事政策刑法化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刑事政策刑罚化能满足刑事政策的合法性、稳定性需要,并能弥补刑法相对滞后的不足.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局部试点到全面试行,实现了刑事政策刑法化的成功实践.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适用主体有遗漏,矫正主体不明确,法律监督缺位等问题,应通过明确适用对象、执行机关赋予检察机关监督主体地位和专门立法等方式解决.     

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领域中的国际合作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由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腐败犯罪的国际化特征、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义务履行的必须性以及反腐败刑事法治全球化的需要所决定,中国必须加强反腐败刑事法治领域的国际合作。目前我国尚存在刑事法制基础薄弱、前提性法律制度缺失、人权保障明显不足以及国际合作面临重重困难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应该改进反腐败刑事法治的指导思想和立法技术,做好反腐败刑事法治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衔接,健全反腐败的相关法律制度,重视反腐败刑事法治的人权保障功能,强化检察机关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作用。     

现行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基本原则评议

法律原则问题曾是实证主义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论争的阵地之一,如何对待法律原则中的道德因素,是双方共同面临的难题。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基本原则,离不开对基本原则所蕴含的应然政治道德共识的理解和把握,但在我国现行以法院审判为中心的刑事治罪体制及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政法体制下,加之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既有立法的简约,以刑事治罪模式为统摄准则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基本原则显得更加零散、简陋,远没能达到系统、完备的程度。故应当基于刑事程序法治这一理想类型所蕴含的政治道德共识,从更高的法律位阶上确立无罪推定、程序参与、令状审查等彰显刑事法治原则的基本原则。如此,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才能更为高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及功效。     

试论行政管理中“法治式”思维及方式的转化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相互相存的有机统一体,将实体、程序法中所涉及的程序正当、证据确实充分、刚性约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律激励等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转化运用到行政机关管理服务工作中,让领导干部养成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调查研究、严格制度执行、惩戒适中、激励适度等"法治式"思维并践行其"法治式"方式,将有效推进行政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论法治之法律至上

近代法治是法律的统治，法律具有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权威，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至上的统治地位。法律的民主性、科学性、权力制约性、价值崇高性和强制性等特性，它应当得到普遍的尊重与服从，具有至上的权威。法治的实质是使国家权力法律化，政府只能有宪法规定的权力，政府行使权力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人治的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威高于法律权威，不存在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标志。     

论刑事政治与刑事政策——兼论"宽严相济"

以抑制和惩治严重分裂性社会行为为中心任务的政治,或曰举凡直接涉及刑事权力的来源、配置、行使、效果、制衡等的政治,即刑事政治。现代刑事政治是宪政化的。刑事政策采取的是静态视角,而刑事政治则采动态视角,它不仅指涉刑事政策中的正面力量,也指涉刑事政策外的负面力量。当下,"宽严相济"由一般统治方略向基本刑事政策转变,它是现代刑事法律基本原则的实践贯彻,它反对"利诱、威胁、打击"而崇尚"诚信、合作、共赢"。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理念——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人权保障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以法律为表现形式的某些制度缺陷导致侵害人权现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这种制度性侵害的首要来源和起点,就是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定。在认可刑事措施强制必要性的前提下,强制措施的正当性、合理性、限定性以及主动的程序约束和被动的程序对应、对抗,是强制措施获得正当性的基准。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需要结合现代法治和人权保护理念加以完善,实现人权保障和强制措施的正当化目标。     

法律的界限－－从“暂缓起诉制度”的试行谈起

暂缓起诉制度的试行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这与我国刑事立法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则要求并不矛盾,但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方面越出了法律界限,而法律的界限是法治的基础.     

法治社会中法律逻辑的哲学思考

法律逻辑是法治社会中法律评价的逻辑起点。哲学从法律逻辑的制度、社会和精神三重空间载体及其功能和可转换性来理解法律,与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内在契合。从哲学角度对法律进行反思,尤其对法律逻辑体现了人的"有意义"生活逻辑,法律逻辑体现了法治社会的应然性逻辑和法律逻辑的本质是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进行思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法律逻辑要回归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中建设法治国家。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建构及其进路

法治意识是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当前"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法治意识的核心形态。"把法律作为修辞"强调的是相对于其他话语类型,法律话语对主流思维方式的约束意义与建构价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建构,前提上强调从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在具体内容上需要法律话语系统的优化建构、法律话语权的内外塑造。"把法律作为修辞"的方法进路,实质是通过运用法律方法将法律话语细致化;"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制度进路,是通过系统化的制度机制将法律话语实践化。     

论中国反恐刑事政策的法治化

在严厉反恐刑事政策指导下的世界各国反恐立法,呈现出反恐刑事法网日益严密的趋势,但是,在严厉打击恐怖活动犯罪中,存在如何保护人权的问题。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及反恐经验,结合我国反恐实际情况,在严厉反恐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法律体系,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应该在反恐法律框架内进行。而严厉的反恐刑事立法会存在"严有余,宽不足"的问题,应该在反恐刑事政策司法化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以宽济严"的一面,从而实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效益的最大化。     

赦免程序比较研究

法治国家应在保证现代赦免制度发挥其调节利益冲突、衡平社会关系、弥补法律不足的刑事政策机能之基础上,着力避免赦免制度的滥用。本文在介述中外赦免程序的基础上,对中外赦免程序予以比较研究,并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赦免程序的初步构想。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之中外比较分析

中西方对刑事政策概念的认识和界定是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及社会环境背景下展开的。西方刑事政策完成了由古典刑事政策到现代科学刑事政策的转变,并向广义的社会政策转变,走出刑法的圈子获得了独立并超然于刑法之上的地位,是基于形而上抽象思辨的作为价值的刑事政策;而在中国缺乏这种价值上的刑事政策,刑事政策是作为具体的刑事政策先于刑事立法出现,且在较长的一段时期替代着刑事立法,直到1979年刑法出现后,才作为刑法位阶之上的政策指导刑事立法。二者关系随着法治发展逐渐复位到较合理的状态,中西方刑事政策间也具有一定共性,批判的借鉴西方思想,对于理清中国刑事政策的应有之意及其与刑事立法的应然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刑事政策·和谐社会

刑法、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刑法、刑事政策不仅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分别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刑法的主要任务一方面在于通过惩罚犯罪维护规范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于规范司法、限制国家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刑事政策不但要指导和协调刑法的立法与司法活动,同时也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效。     

刑事政策政治性的张扬和抑制

刑事政策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意蕴,政治性是其品格。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刑事政策服务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党的领导,但受人权、公正和法治原则的限制。刑事政策政治性的张扬和抑制贯穿了近代刑法发展的始终,统一于刑事政策工具中。     

公民法律信仰培育视阈下“法治中国”之建设略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号召。而公民信仰法律是建成"法治中国"的必备前提,也是"法治中国"真正建成的客观表现。一定意义上讲,"公民信仰法律"与"法治中国"是同义语,二者相互促进、相伴而生。当前我国一些公民并没有完全对法律产生信仰,最重要的原因是法治各运行环节的建设还不够完善、法治赖以依存的社会条件建设仍比较滞后。梳理这两个方面建设的具体要求,以推动我国公民法律信仰培育工作和"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