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法律诚信之维:合理性、原初义与价值谱系

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有赖于"法治中国"的实践,探究法律诚信之于社会诚信体系的推进意义必须尊重法治,以欧美国家为背景追寻其基本要义.法律保障公权力主体、市场主体及相互间的信用关系,效力与效果则源于国家、私人组织及个体恪守诚信合理性的证成,社会契约论、现代博弈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构成了理论佐证的核心范畴.在"缘何如是"的基础上,权力与非权力主体才会尊重法律评判的权威,从自由裁量的原义出发,建构完备的诚信法律体系,失信的非道德评价便成为遵守法治所形成的习惯.由此,富含人文精神的法律诚信,以正义原则为价值指引,无疑会推动公民诚信自觉的形成,促进诚信社会的建设.     

现代预算权体系中的人民主体地位

在迈向现代预算也即公共预算、法治预算的进程中,我国对预算目的的认知已由片面强调实现国家职能、保障公权力行使逐步转变为满足公共需求、促进民众权利的实现。正因为这种基本理念的转变,预算权力格局不能再由公权力主体尤其是行政公权主体所统领。如何更好地彰显人民在预算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如何在预算过程中切实体现和贯彻人民的利益与意愿,已成为我国预算权体系变革的方向。认真对待这种变革,我们应深刻体认和秉持"以人为本"、"人民主权"的基本理念,落实预算法治的立法保留原则、完善人大代表的预算审批权和监督权、明确民众直接性的预算权利,这是夯实现代预算权体系中人民主体地位的基础。     

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李轩——政务诚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政务诚信与社会诚信存在互动关系，如果这个互动关系不是良性的，而是恶性的话，将会负面地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社会行为；如果公权力机关严格遵守诚信原则、依法办事的话，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社会各领域诚信缺失现象。     

关于基层警务建设中公权力扩张的思考

当前，公安机关基层警务建设回应了社会变革中人们对安全的强烈需求，是公权力向居民生活领域的扩张。公权力介入与基层民众自治之间应该是以满足社会基本需求为目的的一种动态平衡。从长远来看，培植民众治安自治力量才是解决基层社会安全问题的理想选择。     

我国诚信体系建设的现状及保障措施

诚信体系缺失影响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目前诚信缺失存在并出现严重后果,与外国诚信体系有着巨大的差距,我国应从思想上、立法上、制度上建立完整的社会诚信体系.     

浅议我国诚信行政的制度

"诚信行政"是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的自觉意识和行动,是社会组织和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价值判断,是政府行政行为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心理反应;政府"诚信行政"实践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应从奠定思想基础、搭建体制框架、搞好制度安排、构筑信息平台、创新评价体系、健全保障机制等方面综合治理.     

复仇与法律--以《赵氏孤儿》为例

复仇是一种高度分散执行的社会制裁制度或控制机制,其诸多核心要素至今仍然是实践中的传统法律必须具有的。复仇制度的衰落最主要应归功于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结构性变迁。在一个存在集中化公权力的社会,如果公权力不能有效地以公道的方式解决其内部成员的纠纷和冲突,或者受到不公甚或冤屈的人们无法诉求这种公权力获得公道,那么复仇现象就仍然会出现。     

“黑监狱”事件折射地方“维稳观念”的偏差

老百姓为什么喜欢进京"告御状"?值得人们进行深度的思考。其原因在于:在一些地方,公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和资本没有被控制的经济基础。具有扩张属性的公权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相联姻,共同对一些民众进行欺压,这是社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也是社会底层民众最受伤害的原因所在。由于维稳观念的偏差,社会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稳定,上访现象就会此伏彼起。     

中国语境下公权与私权的博弈--兼论我国征地与拆迁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征地与拆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归因于公权力的不规范行使,基于其制度和观念根源,我国应该在对公权进行规制的基础上,建立以公权为主导的公权与私权平衡的体系.     

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政府的公权力越来越大,不时出现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情形。于是,限制公权力以保护公民私权利成为现今提高社会和谐水平、提升公民幸福感的重要一环。然而＂公权力存在是为了保护私权利,对公权力的限制便是对私权利保护的削弱。＂这句话给盲目的我们当头一棒。我们就要尝试解析公权力和私权利,发掘其在当代的关系现状与问题,并针对公权力的类型,提出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的一些方法浅见。以此来解决上述名言中的矛盾,限制不合理的行政权、司法权,对症下药,不盲目行动与跟调。     

立场、角色与技术——刑事公诉视角下的刑事诉讼监督方略

从现行法律规定和公诉实践出发,根据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共生性为理论,应当认为公诉的立场仍然是维护法律秩序;但公诉权的不同权能内容及运作流程决定了,应当将公诉角色与监督角色分离。检察实践中,还有重视"监督技术",技术监督的基本思路、细节控制和程序性制裁是它的三个重要方面。     

法律监督理论下检察权的配置

研究检察权的配置应当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功能切入。单一制国家的“大国司法”，由上而下的“推进型法治”，公民缺乏监督意识，议行合一的宪法体制，强大的行政机关，导致我国有必要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也决定了我国法律监督以制约行政滥权为重要目标，因此应确立行政公诉制度，加强侦查监督，维持并弱化审判监督。为实现法律监督功能，应当采取检察一体化，但应当注意检察机关内部配置检察权的分权。     

律师见证制度中的两大悖论

律师见证是指律师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委托，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和监督的一项活动。它旨在实现法律正义，然而，笔者发现该制度在设计与实际运行中存在两大悖论，即主观与客观的悖论和初衷与实效的悖论，致使该制度带有不客观、不公正的天性，并陡增处理民事官司的复杂性。因此，笔者认为封这一制度的期待应是“到此为止”。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角下网络监督的非理性隐忧及其化解——一项对系列“微博反腐”案件进行的语言与心理分析

“微博反腐”是网络监督的一种形式.本文从语言和心理的角度对近年来一系列“微博反腐”案件中转发与评论的内容进行分析后认为:“微博反腐”在成为一种新兴的外部监督方式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非理性的隐患.其原因在于:微博自身及使用人群的特点,中国长期制度化监督的不足与民意的积存,集群行为的特点以及公众政治知识与民主能力和意识的欠缺.因此,通过建立和实施体制内外有效对接的制度化监督机制,规范民主程序,保障公众民主权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等措施,可以消解网络监督非理性隐忧,使其成为一种有效的体制外监督方式.     

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研析——基于“两型社会”建设的思考

环境知情权是环境权和知情权两者相结合的产物,是知情权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环境知情权对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和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以及提升企业形象,促进＂两型社会＂目标的实现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完善我国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制度应加强立法,提高环境知情权的立法层级,实行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和环境知情权法律救济机制,以切实保障环境知情权的有效行使。     

宪法权利视阈下的农民“法律排斥”问题探析

农民的“法律排斥”与“社会排斥”既相关联，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法律排斥”具有法制根本性、权利本质性和过程系统性等特征。从宪法权利体系而言，农民的“法律排斥”突出表现在：农民的选举权不对等、土地财产权不明确、结社权悬空、物质帮助权缺乏等。解决农民的“法律排斥”问题是一项法治系统工程，需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多个方面予以完善。具体包括修改宪法和与完善专门立法，依法行政与实施普惠政策，确立司法保障与违宪审查制度。     

再论司法鉴定统一立法——兼评新刑诉法中鉴定制度的变化

新刑诉法对鉴定制度有诸多改进,如：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初步建立起中国式＂专家证人＂制度、打通了法庭寻求专门知识的人帮助的通道等,但如鉴定启动权的配置、鉴定机构设置等问题却仍未解决。刑诉法调整的乏力,再次证明只有制定统一的《司法鉴定法》才能实质性解决我国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必要性上看,统一立法既是完善鉴定制度的需要,又是保障法制统一和理顺鉴定管理机制的需要;从可行性上看,当前具备时代背景、民意基础和客观条件。在统一立法时,要处理好适度超前与立足实际、精密立法与开门纳谏、统一立法与既有立法的关系,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为基础,找准着力点推进立法。     

强制医疗保障性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强制医疗的制度体系在精神病鉴定、保护性约束、法律监督、案件审理、判决执行等诸多环节存在问题。精神病鉴定制度存在鉴定启动权的官方垄断、鉴定人责任不够明确、鉴定人中立性存疑、鉴定羁押制度缺失等问题;临时约束性保护措施存在"临时措施"名不副实、缺乏程序正义的公正外观、滥用措施缺乏法律责任、适用标准相对较低等问题;法律监督缺乏针对性的制度与合理的奖惩机制;辩护权保障不足,法律援助生成较晚;法院审理程序与普通案件审理程序有重大差异;法院强制医疗的决定缺乏有效执行的保障。困境成因是多元的、复杂的,既有主观上认识能力、价值取向、部门利益等因素,也有客观上精神病复杂性、资源稀缺、法治环境欠佳等限制。国家只有真正重视精神病人的权利保护,提供制度的物质基础,投入大量资源才有条件健全各项制度,从而保障强制医疗制度的有效运行。     

公用事业监管法治化研究

公共利益的价值定位和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等特性,使得市场竞争机制及以维护竞争为目标的反垄断法在公用事业领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而对公用事业进行法律干预又是必要的。实践证明,监管制度因其独特价值而成为法律干预公用事业的优选。但要实现监管的制度价值,法治尤为关键,即追求良性的监管依赖于完善的法律制度基础和可靠的法律促进机制。公用事业监管的法治化应包含"有理"、"有权"、"有限"、"有效"、"有责"等核心要素。公用事业改革的国际经验也证实了监管法治化的重要作用。     

交通运输系统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研究

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的实质即是建立和健全动员社会力量协作参与,征调一切可用的人、财、物,以有效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法律框架体系。从交通运输系统现有法律框架的角度看,普遍存在着实体上权、责、利划分的不平衡,程序上过度任意性的问题,其后果是在非常态社会秩序下,政府权力的超常行使必然对应公民、企业等社会个体权利的过分压抑。未来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的进程应该从权力的分配、权力行使的程序规范与及权力运行的监督等方面入手,构建权力控制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明确的法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