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等权的司法救济--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

平等权是公民重要的宪法权利 ,对于公民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当平等权受到侵犯时 ,人们往往通过行政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行政诉讼本身的缺陷 ,平等权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济。修改行政诉讼法和建立宪法诉讼制定是完善平等权的司法救济的重要途径。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模式

公民宪法权利到法律权利的转化要依靠宪法的实施。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要想真正实现宪法权利到法律权利的现实切换,需要立法保障、社会权保障和司法保障协同推进。立法保障是宪法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基础与前提;社会权保障是指公民权利尤其是社会权的发展离不开一系列具体制度的安排;司法保障是指权利司法救济机制的合理配置尤其是宪法诉讼模式的建立能为宪法权利提供全面的保障。这三种保障模式有不同的侧重点要求。     

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因此,宪法的贯彻实施尤为重要。为了保证宪法得到全面而正确的实施,就必须加强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我国目前的宪法监督机制,虽然实行已久但还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和问题,不利于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和宪法的顺利实施,所以在相关理论和具体制度方面提出建议以对我国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进行健全、完善。     

宪法权利救济:实践中之不足与对策思考

有损害就应当有救济 ,无救济即无权利。但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公民的宪法权利因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的滥用以及权利冲突所受到的侵害 ,并不能够都得到足够、及时、有效的救济。本文结合对相关具体问题的分析 ,认为宪法权利的救济、保障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宪法与部门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等方方面面的协调、完善     

宪法至上的法权思考

一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 ,首先必须实现真正的宪治。而宪治必然要求宪法权威的树立 ,以形成宪法至上的法治模式。几乎有宪法之国均规定宪法至上的地位 ,但真正实现宪法至上的却寥寥无几。宪法学的核心范畴是权力和权利及其相互关系。控制权力、保障权利是宪法内容的核心所在。本文试从控制权力、保障权利等方面来对宪法至上作几点思考     

主体公法权利与宪法法律特性的回归

公民宪法权利未能得到司法保障、宪法对其法律特性的偏离是中国宪法的实然景观。其法律制度根源在于主体公法权利的原则 (制度 )未能确立。中国宪法对其法律特性的回归意义重大。其回归之路在于市场化导向的制度创新。     

试论我国宪法的可诉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现行宪法权利内容及适用性的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不法侵害而依据一般法律又无法得到救济的事例日益增多。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同样具有作为法律的可诉性的应然特征。在法治化的进程中,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增强其可诉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1978年宪法在人权保障中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

1978年宪法基本上保持了1975年宪法关于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的精神,恢复了一部分被1975年宪法所取消的195 4年宪法所规定的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还规定了一些新的宪法权利,为1982年宪法关于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奠定了法律基础。1978年宪法,在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历史性地位不容忽视,其制度意义不容否定。     

从宪法权利保护模式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宪法中直接载明公民权利的称为权利的直接宪法保护,规定权力分配和运行的称为权利的间接宪法保护。这种对宪法权利保护模式的划分体现了隐藏在宪法条文之中的宪法精神,摆脱了专注于权利的直接保护的束缚。     

平等权保护的法律探讨

平等权是公民重要的宪法权利，对于公民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当平等权受到侵犯时，人们往往通过行政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行政诉讼本身的缺陷，平等权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济。修改行政诉讼法和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完善平等权的司法救济的重要途径。     

通过诉讼的政府控制

没有控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政府权力应受到控制已成为世界各法治国家所遵从的一条公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性、执政理念转变的必然性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有限制政府权力之必要.实现法治国家首先要求对政府权力有所控制,通过诉讼(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对政府进行控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针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首先要弱化权力崇拜、强化行政服务,其次要完善行政诉讼法、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而宪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决定了通过宪法诉讼是控制政府权力的首要选择.我国在完善行政诉讼的同时亟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     

妇女反就业歧视——行政诉讼的新视野

当前,妇女就业歧视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有许多歧视来自政府部门。随着公民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拿起法律的武器(例如行政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宪政的视角解读此类诉讼的法理本质,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此类诉讼面临的困境,即受理难、审理难、处理难。笔者从社会意识层面、法制层面、行政诉讼层面分析问题的成因,在比较国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从宪法司法化、行政诉讼法和配套法律的修订等角度提出解决的思路。     

选举权与监督权的另类救济路径——基于日本民众之诉与机关之诉的思考

选举权与监督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但在诉讼救济程序层面,选举权和监督权的保障力度仍较薄弱。日本行政诉讼类型中民众之诉与机关之诉是对选举权及监督权充分保障的诉讼程序路径。探究日本行政诉讼类型,借鉴其民众之诉与机关之诉的可取之处,并将相关经验纳入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应注意事项的范畴,不仅能丰富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理论分类,也有助于对公民选举权及监督权的具体行使。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问题探析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既是保护环境与资源,弥补环境行政执法不足的需要,也是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完善诉讼制度的客观要求。构建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除在立法中赋予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权,还需解决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利和义务问题。     

破解“信访不信法”难题的一剂良药——也谈《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下,人们的利益诉求空前高涨,维权意识日渐觉醒。在行政诉讼制度缺陷凸显,越来越难以满足实际需求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选择了信访这一维权方式,"信访不信法"成为人们解决纠纷时的常见状态。《行政诉讼法》可以以信访活动为视角,从立法理念、受案范围和审理程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修改,从而祛除人们过多依赖信访、"信访不信法"的症结。     

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出的一种不以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为目的的行政行为。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全面实现诚信政府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充分救济的需要。国外行政事实行为可诉的实践及我国的行政赔偿诉讼实践均证明 :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可行的。为达此目的 ,需要消除人们思想上对此问题所存在的顾虑 ,并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宪法实施的范畴演绎及路径选择

＂宪法司法化＂范畴的出现给学界带来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宪法司法化无疑将丰富我国宪法理论,扩大宪法解释,推动宪法实施;另一方认为,宪法司法化与我国的基本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冲突。文章认为,要明确对宪法司法化的二元理解。宪法司法化是在宪法实施之下的范畴,它可以分为违宪审查和宪法私法化两个层面。确认宪法司法化是我国宪法实施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当遵循宪法司法化的本土内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最高人民法院来分别行使宪法司法化中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私法化即宪法诉讼职能。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随着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备受各方关注,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也应当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并缺乏保障。应从立法上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建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机制,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行政诉讼目的探讨

行政诉讼目的是国家基于对行政诉讼固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的关于行政诉讼结果的理 想模式。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权利救济和行政法治维持目的的同等对待,造成制度设计上的偏差,影响了 行政诉讼作用的发挥,应予调整。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消解

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助于公民诉权的切实维护和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是一国行政诉讼制度变革的核心课题。我国行政诉讼非类型的现状不仅是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而且还与行政行为形式论的学术影响及行政诉讼立法模式的选择有关。当前,随着行政诉讼目的认识的趋同、受案范围的拓宽、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司法个案推动作用的加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改革的有利条件业已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