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2030年中国人口婚姻挤压研究

婚姻挤压是由婚姻市场中可供选择的男女两性人口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而形成的,反映了一个队列人口潜在的择偶压力。本文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队列要素法和婚配性别比法,测算我国初婚市场的婚姻挤压度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9—2010年我国婚姻挤压突升突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轻度男性与女性婚姻挤压;2011-2030年,我国婚姻挤压度随着时间推移逐年增大,到2030年MR值高达119.86,为中度男性婚姻挤压,这期间会导致少数男性处于终身不婚的状态。现实中夫妇婚龄差、通婚圈的逐渐扩大以及"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婚姻市场的潜在择偶压力。     

德国青年的婚姻与非婚同居现状

自5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的结婚人数不断下降,它已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注。战后德国最值得注意的两种婚姻现象,一是婚龄期的男女初婚人数在50年后持续下降,在1950至1960的十年间,15—29岁组的青年初婚人数男性下降了14%,女性下降了13%;二是婚龄推迟,24岁以后结婚的男女都在不断增加。根据德国法律,初婚年龄女性为16岁,男性为21岁,特     

浅谈中国式婚姻与生育

通过描述分析法和均值比较法分析中国婚姻特征与生育特征。结果表明:学历与年龄对中国男女的初婚、婚姻状况影响较大,中国式婚姻具有男强女弱的色彩。就生育特征来说,目前中国的实际生育数和理想生育数都在减少,中国家庭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生育数,中国人从较强的男孩偏好转向儿女双全。     

高等教育对青年初婚的影响及性别差异

论文基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高等教育对中国青年初婚的影响及性别差异。结果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更可能处于未婚状态;初婚年龄更晚。高等教育对青年结婚可能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其对青年初婚年龄的影响性别间并无显著不同。接受过高等教育不利于30岁以上青年女性进入婚姻,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混合婚配模式下的大龄女性婚姻挤压"假说,认为高等教育对中国青年女性结婚的可能性不仅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婚姻市场和社会性别观念发挥间接作用。     

“半人口城市化＂现象

中国的“半人口城市化”现象从人口城市化的定义看，是指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人口城市化水平则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性别歧视的人口后果——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模拟分析

性别歧视导致的“失踪女孩”现象对中国人口发展产生了影响。从制度、文化、经济和政策4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性别歧视的成因,并结合中国政府采取的有助于降低性别歧视的公共政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体系。根据人口模拟模型,对建议的公共政策效果进行了模拟,定量分析了不同性别歧视程度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歧视减少了人口总量和劳动适龄人口总数,加快了人口老化程度,加剧了婚姻市场的挤压。通过性别歧视下人口发展模拟的结果,为降低男孩偏好、消除性别歧视提供经验支持,为政府制定和执行相应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性别失衡下的中国农村养老及其政策启示

中国社会转型期性别失衡带来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对农村养老的影响是中国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08—2010年的三次农村人口专项抽样调查数据,从性别、年代、婚姻、区域、人口流动等多视角综合分析了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代际支持行为以及男性失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探讨了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养老带来的挑战及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经对农村养老产生了重要影响:大龄未婚男性成为打算依靠政府救济养老的主要人群;大龄未婚男性给予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弱、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文章丰富和发展了养老研究的视角,初步识别了性别失衡给农村养老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研究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性别失衡的人口社会后果,并为综合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供现实依据。     

新《婚姻法》第32条与传统"七出之条"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国古代解除婚姻的条例———“七出”与新《婚姻法》离婚部分第 32条的比较分析 ,指出新旧“七出之条”所体现的离婚自由、婚姻目的等内涵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新旧“七出之条”针对侧重点分别是男性和女性 ;二、新旧“七出之条”所体现的离婚自由内涵不同 ,由过去片面保障男子离婚权转而以同等份量保障了男女两性共同离婚自由权 ;三、新旧“七出之条”所体现的婚姻主要的目的发生了变化 ,支配婚姻动机由经济、生育移向了感情。     

中国儿童人口发展新特点与新趋势——基于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使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历次普查资料，对中国儿童人口发展现状与新趋势进行梳理与分析。研究发现，近十年来，中国儿童人口规模相对平稳，但即将进入下行通道；儿童人口城镇化加速，少数民族儿童规模和占比加大，性别结构失衡等现象仍然存在；普遍的人口流动对中国儿童的生存状态具有深刻影响，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数量持续增加，城镇留守儿童问题凸显，家庭居住模式的变迁也对儿童的生存带来巨大挑战。需要从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服务供给等方面入手，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促进儿童成长。     

北京市迁移流动人口区域分布及结构特征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北京市1995-2000年户籍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了人口学特征以及区域、产业、行业结构特征分析，结合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新思路．探讨首都未来迁移流动人口的流向与分布趋势，阐述了城市功能定位、空间布局以及产业结构的新格局必将影响首都人口的规模及再分布。     

尺度变迁与城市性的本土获得

由于政治尺度的变迁，单一不变的城市性并不存在。从“国野制”到郡县制，国家治理尺度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制度背景，市场的繁荣、坊墙的崩塌与流动人口的属地管理，使中国古代城市管理日益务实，也使城市尺度有了国家以外的内容。近年来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人口的乡城流动与社会力量的生长，瓦解了固化的城乡壁垒，并从国家体制内外对刚性的城市形成了合围，即体制内的城市化体现为农民的市民化，而体制外的城市化则体现为乡村的市镇化。这一合围也说明在城市性的变迁过程中，国家叙事需要借助城市实现人民权利，城市性也将透过国家叙事的外壳体现人民对城市的控制。     

我国流动儿童人口发展与挑战(2000-2015)

以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资料为基础,描述和分析了流动儿童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及其变化。从人口结构看,流动儿童保持"上大下小"的格局,学龄流动儿童规模占比始终处于"紧缩"状态,学龄前流动儿童有小幅增长,大龄流动儿童收缩;从流动特征看,儿童参与流动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年龄别模式和性别差异,跨省远距离流动比例近年来有所下降,流动儿童在发达地区、大城市集中的同时呈分散化趋势;从家庭特征看,流动儿童面临家庭教育不完整的问题且区域差异严重,同时拥有高学历父母的流动儿童群体占比在增长;从教育状况来看,流动儿童教育机会持续改善,但学龄前教育和后义务教育仍然面临挑战。     

深圳市人口变迁的背景和动因

1979年3月，深圳市成立。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建市30年来，深圳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深圳市常住人口1979年仅有31．41万，到2008年已经增长了28倍，达到876．83万人，30年间共吸纳外来人口800余万。30年人口变迁现象堪称人口迁移历史上的奇迹，研究30年深圳市人口变迁现象具有极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文化变迁探微

在中国,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文明所滋生出来的乡村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有着特定的情态、理念和精神气质。物质经济生活的变化导致乡村文化的变迁当然不是自今日开始的,但自中国加快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后,乡村文化所受到的挤压和冲击却是前所未有的,其没落与危机日甚一日。乡村文化的变迁从规模上看是“颠覆性”的,从过程上看是“冲突”与“和解”的过程,从形式上看则体现了“肢解”与“整合”的统一。     

乡村性的再造——基于“三生空间”的权利视角

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性的讨论伴随着乡村发展的政策调整。从乡镇企业的淡出到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变，中国乡村走上了与城市不同的产业、空间与人口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与都市圈的扩张，作为论证乡村内在结构合理性的乡村性定义，日益显示出不平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一些地方推出的诸如乡村旅游等措施不过体现为将乡村整体包装为一种产品的政策努力，这种努力无法与城市化、工业化、规模化经营、资本下乡等众所周知的产业化路径兼容。立足“三生空间”的乡村考察可以发现，从城乡平等的角度，城市性与乡村性并不冲突，中国乡村性重构需要建立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建立在基于权利平等的人口迁移进程中。基于“三生空间”和城市权利的理论贡献，中国乡村性的概念需要直面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就，从而为城乡融合提供知识支持。     

机遇“钟情”珠海——珠海特区15年回顾

天湛蓝,山青翠,海澄碧.航空港、宽公路、大港湾,亚洲一流.城市建筑花团锦簇.珠海——15年前珠江口西岸的这座偏僻渔镇,凭借神州大地开辟首批经济特区的机遇,似乎经历了一场梦幻般演变,如今在城市化水平、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等方面跃居全国“小康”城市第二位,工业产值由1979年的3000多万元上升到今年可望达到的300亿元.更奇者,市区不见烟囱,生态环境绝佳,城市开发用地占1补8,经济高速发展中耕地反而扩大了,空气反而更甜润了,有人说这里的空气简直可以装罐出口.珠海人发展经济15年走完了他人上百年走过的路,提前跨入21世纪的战略跑道,名副其实地成了“南海明珠”.珠海“神奇”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态势剖析与治理反思——基于上海的调查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成为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主要特征。通过对上海人口、房地产等经济社会数据分析可知，当前上海人口、居住等社会空间正呈现剧烈的演变态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未来社会空间将呈现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城市社会空间两极化、城乡结合部居住形态多元化、城市社会结构重构、城市“双城”现象凸显、弱势群体居住边缘化、城乡二元结构空间显现、城市部分社区老龄化等演变趋势。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将带来类似西方城市居住隔离、空间剥夺、阶层矛盾、公共空间漠视等负效应。在“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下，反思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提出城市规划公共利益职能归位、加强房地产投资的引导与控制、推进市民利益维护机制建设、推进“以人为本”的混合型和谐社区建设、制定合理的人口容量战略、制定合理的人口分布战略等新型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约束与智慧路径

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了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理念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乡村治理技术的突破性变革。新时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场域是科技发展的资源前提、人口流动的场域空置、智能数据的技术支撑。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约束有数字鸿沟与技术主义的技术约束、数据短板与“数据烟囱”的工具约束、数据挑战与思维局限的嵌入困境、人才缺口与制度滞后的治理局限。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路径在于范式转变与政策设计的治理更新、数字生存与网络协商的治理完善、网络平台与网络素养的建设提升、网络民主与人技共治的措施创新。     

清末民初警政系统的建立与户政管理

清末新政催生了中国的近代警察制度,现代意义上的户政管理也在实践中逐步成熟。户政管理作为警察制度的重要职能,在清末民初的历次人口普查和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前期警力不足和水平低下,户政管理呈现出混乱状态,人口数据的准确程度不高,这一现象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观。     

从“赋能”到“价值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新时代下，我国社会结构已然从“乡土中国”变迁更迭到“城乡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也应发生结构性调整：从前期外在“赋能”到当下内在“价值实现”,乡村价值需要被全面认知。从根本上来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质就是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建构，这就需要对乡村价值在充分认知基础上进行活化、挖潜和实现，需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建设重要农产品供给区，彰显乡村生产功能；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显化乡村生态功能；发展乡村产业发展新业态，显化乡村教化价值；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凸显乡村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