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我国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其刑事责任豁免本质上是一种司法交易。虽然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不乏污点证人刑事责任的案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在我国,设立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很有必要。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我们应该实行罪行豁免,并适当放宽刑事责任豁免案件的范围。同时,为了保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的具体实施,我们还应该设置与此相关的配套措施。     

试论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是基于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而建立的,我国立法中尚无此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本文认为借鉴域外经验,我国应建立自己的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明确案件范围、适用条件、豁免模式和保障机制.     

论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性质是司法机关的权力体现,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司法交易。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乏污点证人刑事责任的案例,该制度有利于更好地查明案件,维护社会的正义,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在我国应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步伐。     

浅析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一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不多见，然而我们却对它并不陌生。因为在荚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中，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已经是一项趋于完善的司法制度，被广泛运用到治理贪污腐败等问题的司法解决机制之中。由于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污点证人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加，相关案例也在不断涌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理论研究在逐步深入，完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相信关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立法前景将会变得乐观。     

论职务犯罪侦查中证人豁免制度的构建

证人豁免是指当证人依据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特权拒绝作证或提供信息时,国家机关依法采取免除该证人相应的刑事责任或禁止将其所提供的任何证言、信息直接或间接地用来追究该证人刑事责任的方法抵消此项特权,迫使证人作证。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被称之为就起诉提供豁免的英国司法实践（providing＂indemnity＂againstprosecution）。其后,该做法为美、英、加拿大及我国香港等国家及地区所采纳。我国对于证人豁免的司法实践始于1999年的重庆市綦江虹桥垮塌案。案中,虹桥工程包工头费上利因犯重大安全事故罪被判刑,但其行贿的事实却因其能作为污点证人当庭作证而免予追究。本文中,笔者尝试从模式选择、程序设计以及相关保障等三个层面对我国证人豁免制度的构建进行探讨。     

建立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实证分析——以贿赂案件为例

本文通过借鉴域外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结合我国查处贿赂案件的实证考察,对在我国引入和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建立我国污点证人作证制度的构想,为完善我国打击严重的贿赂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建立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实证分析——以贿赂案件为例

本文通过借鉴域外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结合我国查处贿赂案件的实证考察，对在我国引入和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建立我国污点证人作证制度的构想，为完善我国打击严重的贿赂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浅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在一些复杂的案件中,证据往往很难获取,而污点证人常常掌握着这些犯罪的关键证据。这些证据的取得有利于国家打击严重犯罪。根据西方的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应运而生。我国目前没有关于作证豁免的规定和制度。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证人作证豁免案例。因此,在我国构建适合我国司法体系和现实的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已变得十分必要。     

论设立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证人的刑事责任豁免是指证人为国家利益作证可以免受刑事追诉或给予刑事上的从轻或减轻、免除处罚待遇的一种刑事司法措施。本文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设立该制度的必要性。     

反贪反黑反毒亟待建立“污点证人”制度

所谓“污点证人”就是指犯罪活动的参与者为减轻或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与国家公诉机关合作，作为控方证人，指证其他犯罪人犯罪事实的人。在国外影视作品中，这一名词并不鲜见。但在我国，现行法律对“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尚无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证言也仅适用于刑法中关于自首和立功的规定。     

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的司法认定及其处理

从实证数据来看,传统的"不知法不免责"仍潜移默化地影响法院处理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判决书中大多数情况下予以回避,少数情况下采取不一而足的应对.应该将刑法责任主义作为指导实践中处理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基本原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均在刑法典或者判例中确立了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免责事由.刑法中应该规定行政犯违法性...     

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研究

法官责任豁免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对维护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设立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法官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仅赋予法官一定范围内的责任豁免权,但实践中亦难于实行。在我国建立完善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为此应当在法官法中明确规定法官责任豁免权及其界限,并废除错案追究制度。     

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基于鉴定人与司法人员职权划分的思考

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涉及鉴定人与司法官的职权划分问题。在我国,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不仅包括医学要件与心理学要件,也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内容,精神鉴定人通常都直接对刑事责任能力作出评定,此做法既与理论上的观点不一致,也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相吻合。较为合理的做法是由精神鉴定人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医学要件进行评定,心理学要件的判断则采用以司法人员为主、鉴定人为辅的合作方式。     

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三种模式：一个概要性的分析

从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基本事实出发,大致可以概括出三种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模式,即立法修律模式、司法判例模式与试点实验模式.这三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内在特质,在推动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上各有其独特优势与内在局限.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历程表明,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不能只依赖一种模式,应是多种模式的组合或交替使用.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主要依靠立法修律和试点实验,司法判例还未被有效运用.未来应该根据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经验以及上述三种模式的实际价值与内在局限,合理确定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模式组合。     

美国和日本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比较研究

美国和日本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在诉讼双方开示证据方面的义务、证据开示的范围、时间、地点及违反证据 开示规则的法律后果有许多区别,中国有必要借鉴美日等国家的证据开示立法,制定一个单行的证据开示规则,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司 法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启动难的成因分析

纵观社会各界关于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启动难的成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存在着明显的基本归因错误。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泛精神病”、“泛无（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倾向与相关抑制措施的缺失相结合,导致的容易放纵犯罪的社会现实状况,也是“手握”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启动权的各个司法机关不愿启动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大部门法视野下阶层式犯罪体系之暗合研究

德日的刑法、民法与行政法皆明确区分违法和责任,形成了三大部门一致的违法(犯罪)构成体系。与四要件犯罪体系相比较,阶层式犯罪体系明确区分违法和责任,准确反映了刑法的内在体系,在判断过程的层次性、逻辑体系的周延性、犯罪客体、正当行为定位、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区分、保安处分等方面更有优势,具有实质合理性。我国刑法、民商法和行政法在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判例等诸多方面均暗含着违法和责任的影子,默契支持着阶层式犯罪论体系。     

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研究——以证据案卷为重心

中国刑事程序的流转及司法决策的作出皆以各种证据和文书材料构成的案卷为主要载体。英美法系国家与中国的刑事案卷制度，在案卷的完备性与简单性、案卷使用时空的伸展性与抑制性方面表现出重大差异。中国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案卷制度相似性较多，其中最为重要之处在于法院应审查起诉机关移送的侦查卷宗，以此作为定案依据；二者主要在案卷制作的单一性与多元性、案卷作用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方面存在区别。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的独特性可从司法权力组织的类型、司法目的与诉讼构造角度予以解释。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的大部分特点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留，但在形成和使用上将发生变化。     

被害人视角与刑法理论的重构

被害人的公法主体地位的确立构成在刑事实体法领域引入被害人视角的正当性根据。整合规范的被害人视角之于刑事实体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将促成对刑罚、危害、刑事责任等基本范畴的重构,而且对刑事立法、刑法解释与司法推理具有指导作用,同时还影响到量刑理论及实务。     

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以社会理论为基础的分析理路(一个导论)

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基本上一直沿袭着旧有的刑事政策以及与此有关的惯习操作 ,在程序上与刑事诉讼的法治化要求多有抵牾 ,刑事政策的合理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权力型改革模式作为推动刑事诉讼法治化的根本动力。虽然刑事政策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但因囿于价值判断和视野局限而造成对社会事实缺乏有效的分析 ,所以 ,对“理解”中国刑事司法的问题助益无多。而以一定的社会理论为分析理路 ,或许是研究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的一种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