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角色探析

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包含合法、诚信、坚守使命、绩效和自主性五个构成要素.当前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普遍不高而且不时遭受重创,亟须加以重塑与提升.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我国政府长期存在职能的缺位与越位,表现为准入过严、过度干预、监管不力和缺乏扶持等.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政府的角色应定位于降低慈善组织注册门槛,实行直接登记和统一管理;立法强制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实现透明慈善;消除官办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和特权优惠待遇；强化监督问责制度,构建外部监管体系；促进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与绩效提升五个方面.     

慈善公信力:内涵、功能及重构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影响慈善捐赠和慈善形象的重要因素,关系着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慈善文化的弘扬和社会建设的有序推进.当前,应该加强慈善立法,建立与完善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第三方评估机制和慈善监管体系,加强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化解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民间慈善孕育公益变革

2011年,中国慈善事业遭遇冰火两重天:一方面,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遭遇公信力危机;另一方面,"免费午餐"等民间慈善迅速崛起,催生慈善事业的变革和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级慈善总会、各类慈善机构的建立,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然而,一起"郭美美事件",却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也让官办慈善公信力跌到冰点。民间慈善异军突起20岁湖南女孩郭美美冒用"红十字会商     

我国慈善募捐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国际经验借鉴

在人人慈善时代,个人通过求助的方式直接与捐助者建立点对点关系,释放出大量慈善潜力。但近年来类似"罗尔事件"屡见报端,背后突显慈善募捐缺乏有效监管的问题。2016年《慈善法》的正式出台,标志着对慈善募捐的监管有了法律准绳,但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表明亟需补充和完善募捐监管制度。梳理国际先进经验,我国应该坚持以慈善组织为主体开展慈善募捐,充分运用慈善组织公信力和税收政策为杠杆,引导个人和组织以制度化方式捐赠/接收捐助,同时建立兼具约束力和激励性的有效监管制度,促进慈善组织和募捐活动的多元发展。此外还要从单一的政府监管,转变为政府、社会公众和慈善行业自身三位一体的多维度监管模式。     

社会信任理论视角下的慈善组织公信力重建

慈善组织的核心价值在于传播和实践善行、诚信、道德和责任。随着2011年慈善丑闻的相继曝光,公众对于慈善组织的问责声音日益扩大。面对公信力锐减的危机,我国慈善组织要弥补公众认知程度低、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不透明的三重缺失。要通过培养公民现代化慈善意识提升全民道德文化,通过强化法律制度建设提升自身发展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通过加强行业监督和内部自治重拾公众认可度,将公信力危机化为重整腾飞的机会。     

香港慈善组织法治监管机制及其启示

香港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管轻门槛重运行,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与慈善自愿的权利;税收优惠复查制度保障慈善宗旨的纯洁性;对善款募捐、服务表现严格监管,保障慈善活动的透明度和问责性,但目前香港慈善监管法治机制在透明度和问责性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结合香港经验及其慈善组织立法改革动向,内地慈善组织监管机制需要降低门槛,明确监管重点,妥善处理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完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激励机制。     

多元利益格局下政府公信力弱化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在多元利益格局下,政府的公信力至关重要。然而现实中,却存在政府公信力弱化的现象。政府发展理念的偏颇、利用公共权力不合理地介入利益分配、不规范的谋利行为以及应对利益冲突的滞后效应都可能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提升政府公信力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科学引导作用;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向上流动和发展的机会与空间;强化政府自身的建设与监管,提高政府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能力,重塑政府公信力。     

信息透明: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的有效路径

<正>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发展迅速,但不时见诸报端的负面新闻报道,严重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进而影响着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如何提高慈善的公信力至关重要。信息透明度与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一)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及其作用。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其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特质。因为公信力体现了一个慈善组织的合法性以及在公众中的信誉度和影响力,是社会衡量慈善组织优劣的重要尺度。慈善组织获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能力是慈善组织在长     

论慈善意识的培育与慈善事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差序格局"的传统人际关系、慈善组织及个人的诚信的缺失、"亚文化"与"主文化"的相互抵触,以及在"藏富意识"和"仇富心理"的双重作用下缺乏"第一行动集团"的引领等因素共同抑制了公众慈善意识的培育,严重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因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必须营造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强化慈善激励机制、加强慈善组织自身建设,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以培育和提升公众的慈善意识,从而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官办抑或民办:中国慈善事业在网络化时代的变局

围绕官办慈善组织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线索,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慈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官办"慈善"垄断与民间慈善消失阶段(1949~20世纪80年代末)、官办慈善主导与民间慈善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2011年)、官办慈善危机与民间(网络)慈善壮大阶段(2011年至今)。2011年以后的慈善变局,是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的历史纠葛在网络化时代的集中爆发,是机会建构的产物。通过雅安地震灾后官办与民办两种慈善组织的募捐行动对比,能够管窥这一变迁过程。面对线上新格局,中国慈善事业将向何处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两种慈善组织的互动中,可以探索"三步走"的规划,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能性路径。     

从慈善纠纷看我国慈善事业制度化的方向

近年来慈善纠纷的不断发生，显现出我国慈善事业距离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慈善主体不明确、对善款缺乏有效的管理、过高的道德预期等。作为一项社会化的事业，现代慈善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慈善意识，同时，要求我们积极培育和发展现代慈善组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慈善组织内部管理以及外部监督，增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等，在此基础上引导我国慈善事业的制度化建设，以推动平等、互助、博爱、共享的社会的实现。     

论公共危机管理视阈下的慈善组织形象塑造

慈善组织形象与公共危机管理密切相关,加强公共危机管理必须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慈善组织形象。当前,我国正处于公共危机频发和高发的社会风险凸显期,存在诸多影响公共危机管理的慈善组织形象问题。突出表现为：专业救援不足,危机意识淡薄;形象认知弱化,危机信息不畅;沟通互动缺乏,危机调处力低;监管流于形式,危机善款失序;责任落实困难,危机应对失范;政府管制性强,危机自处力弱。必须从提升人员能力素质、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创新沟通协调机制、优化款物追踪机制、健全组织问责制度、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等方面加强慈善组织形象塑造。     

规范民间慈善需要法律“亮剑”

民间慈善捐赠是我国公益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间慈善捐赠的规模日益庞大。我国民间慈善捐赠监管乏力导致民间慈善发展的过程中,充斥着诈捐、骗捐等违法犯罪行为。提高民间慈善捐赠的公信力,化解民间慈善捐赠信任危机,必须实现对民间慈善捐赠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管。     

官办慈善组织的资源动员:体制依赖及其转型

官办慈善组织实质是政体结构内成员之一,其资源动员逻辑主要表现为依赖国家政治机会结构中的合法性资源,在动员技术上注重行政组织的网络化动员和符号价值动员。但官办慈善组织资源动员行动为单向流动式,意识形态性强,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信任,不利于形成平等公正的慈善资源动员生态。官办慈善组织打破现有体制约束、实现市场化转型,是创新慈善事业发展的可能途径。     

民间公益立法迫在眉睫

近两年可说是中国慈善界的多事之秋。从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万元餐”开始,到陈光标高调慈善。再到郭美美粉墨登场,牵出红十字会商红会,接着慈善总会、。青基会等相继被媒体质疑。由郭美美引发的“官办”慈善公信力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显现。因此人们把希望都聚集在民间慈善上,然而在中国,民间慈善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比如民间慈善力量薄弱,民间慈善机构无身份只能“寄人篱下”等。据了解,目前中国的NG0组织里,只有李连杰的“壹基金”在深圳地区拥有了合法公募的资格。这不由得让人担忧：民间慈善还能走多远？     

慈善组织公信力重塑过程中第三方评估机制研究

慈善组织的核心宗旨在于传播和实践慈爱与善行,在此过程中,诚信、信任、道德、责任、人道等是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这就决定了慈善事业要取得发展必须维护其社会公信力。本文试图通过对慈善组织公信力构成要件的分析,结合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的现状和原因,研究如何从第三方评估的角度来重塑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文章首先剖析了第三方评估在中国慈善组织领域的运作状况,继而从评估主体、评估过程和评估的外部环境三个角度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重新设计了第三方评估的流程图和详细的评估指标体系。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俞建良 以慈善法为指引 推动慈善事业规范协调可持续发展

正今年9月1日即将开始实施的慈善法是慈善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明确了慈善活动的范围与定义,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资格与行为,回应了社会普遍关注的慈善募捐和慈善捐赠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慈善信托制度,提出了政府促进慈善事业的措施,确立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三位一体的综合监管体系。全法共12章112条,基本涵括了以慈善组织为核心的现代慈善事业的方方面面,承载     

电子政务发展中的“双刃剑”效应:博弈政府公信力

阐述了电子政务发展对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双刃剑"效应:电子政务发展一方面助推外向型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成为政府能力和公信力持续提升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公众对政府的质疑有增无减,提升政府公信力面临更大的挑战。分析并指出,电子政务缘起于重整政府公信力,提升政府公信力是深化电子政务发展的价值追求。提出了加强政府治理能力以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对策,即努力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提高政府公信力的网络基础建设;不断完善电子政务背景下以公民为中心的合作治理结构与机制;加强能力重构,提升政府网络治理能力。     

比较视野下中美慈善组织治理研究

美国慈善组织历史悠久、活动领域广、影响范围大,对维护美国社会稳定和弥补收入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慈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慈善组织的地位曾受到严重打击,加上近年来几起慈善丑闻的影响,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下降,总体而言与美国慈善组织的发展还有较大差距。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中美慈善组织的治理也有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外部扶持与监管和内部管理两方面。面对中美两国慈善组织的差异,一方面需要吸取优秀且合适的治理经验,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认清自身治理的缺点,同时避免出现他国治理过程中的问题。     

国外慈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启示

慈善是人类共同的美德。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大多属于官办慈善，或者是在官方默许下的民办慈善：欧洲古代慈善大多是在宗教活动支撑下开展的，或者晚近时期国家主导下的宗教慈善：美国慈善活动的历史几乎和美国建国史一样长。尽管慈善的诞生地不在美国，但在最近的一百年当中，美国慈善理论和实践无疑最受全球瞩目。本文主要以美国为标本，从慈善组织的角度切入，研究分析国外慈善事业如何围绕慈善组织的理论、法律、监管进行的一系列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综述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