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

《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则是指那些自身利益受到不法垄断行为影响的法人和自然人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违法行为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来执行反垄断法。《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势可以弥补《反垄断法》公共执行的不足。但由于不法垄断侵害行为的特殊性,按照传统的民事责任规则追究反垄断法民事责任存在很大障碍,为了消除这些障碍,有必要设计一些特殊规则,使得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变得更加容易。     

论反垄断法目的与实施机制

立法目的是反垄断法的首要问题,实施机制则关乎反垄断法目的的实现,前者是反垄断法的出发点,后者是反垄断法的归宿。我国反垄断法目的具有公益和私益的二元性性,决定了反垄断法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的双重性。但公益与公共执行,私益与私人执行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交叉互动的,公共执行与私人执行的协同有助于反垄断法目的的实现。     

民主法治框架下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体制建构

法律执行机制是竞争法律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的决定性因素。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实现亦有赖于法律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机制。赋予市场经济主体发动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权利,乃民主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为更好地促进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我国应健全反垄断法私人救济权利保障体制,采取直接民事诉讼模式,完善反垄断私人执行监督制度,建立私人执行与公共执行的平衡协调机制,更好地维护个人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浅析反垄断法实施机制中的举报制度

我国反垄断法目的具有公益和私益的二元性,决定了反垄断法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的双重性.公共执行与私人执行的协同有助于反垄断法目的的实现.我国《反垄断法》设立了举报制度,这一点是基于私人执行考虑的,举报制度作为公权力主体和私人力量合作执法的一大折射,它在反垄断法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举报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这一制度有何种优势让其成为一大实施机制.     

反垄断法私人诉讼之困境及其完善

反垄断法私人诉讼有利于拓宽垄断行为的救济途径,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然而我国的反垄断私人诉讼一直被忽略,存在着文化观念落后、诉讼程序不规范、诉讼动力不足等困境。完善反垄断法私人诉讼制度,应注重竞争文化的培养、私人诉讼制度的完善、私人诉讼与公共执行的合作机制的构建。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初探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立法和实践始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私人执行模式有直接执行模式和“审决前置”执行模式之分,但直接执行模式是主流模式。对于私人执行主体的确定,世界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损害”标准,另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影响”标准,“影响”标准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理论上,任何反垄断违法行为都可以成为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对象,但实践中有一定的局限性。诉讼是私人执行反垄断法的主要途径,而损害赔偿和禁令则是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主要救济方式。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的界定及历史起源

我国目前的《反垄断法》对私人执行仅规定了垄断行为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条款不多操作性不强。本文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的概念界定、历史起源进行分析阐述,希望可以为我国今后反垄断私人执行制度的立法提供借鉴。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体制探讨——基于市场经济、健全法制和实践的分析

私人执行应逐渐成为我国反垄断执行的主要方式。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减少国家行政权力的主动干预,降低国家权力运行成本,充分尊重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前的平等地位,具有其必要性;随着国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反垄断法私人执行逐渐为企业和消费者所关注和采用,私人执行已具有相当的可能性;经过年几年的司法实践、私人执行实践,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企业、消费者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使得私人执行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此,我国反垄断执行应逐渐从公共执行向私人执行过渡。     

我国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制度构建

《反垄断法》的颁布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标志,三年来,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突显了一系列弊端.随着王海打假案再度引发关注,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问题也引起学者热议.私人实施是对公共执行的补充,但由于《反垄断法》的特殊性,私人实施制度存在很大的障碍,本文通过对特殊规则的探讨,从而寻求克服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障碍的路径.     

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浅析

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制度在反垄断法的实施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引进这一制度来对受害者进行充分的救济。本文通过论述公共执行模式存在的不足和私人执行模式的优越性来论证此制度的价值,并简要分析了我国反垄断私人执行制度的构建。     

反垄断私人诉讼困境与反垄断执法的管制化发展

中国反垄断法私人诉讼的发展与预期落差巨大。原因在于,反垄断法私人诉讼强调法院的作用,但法院受限于司法机构的根本性质,存在难以调节原被告力量失衡、对于特定行为无法救济以及救济不及时的问题。相比之下,反垄断法行政执法机构具有资源与权力配置上的显著优势。更重要的是,现代反垄断法执法的不断发展和演化,使原来简单判断是否违法的执法方式向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为目标的管制方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建立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颁布反垄断指南、广泛采用同意裁决、深入运用经济学分析等都是具体表现。与之相应,当反垄断行政执法占据中心地位时,为了确保其不偏离反垄断法的目标,须建立完善的行政机构内部执法程序以及司法审查程序,进行有效制约。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越性及其实现——兼论中国反垄断法引入私人执行制度的必要性和立法建议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立法和实践始于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具有自发性优势和比较优势两大优势,"赔偿功能"和"威慑功能"是私人执行"自发性优势"的主要体现,而"救济功能"和"指示功能"则是私人执行"比较优势"的主要表现.为了充分实现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越性,在制度设计上应遵循"法律上可能,经济上有利"的原则.为了促进我国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应引入私人执行制度,并在反垄断立法中对私人执行制度作出详细的规定.     

论行政执法和解的风险控制——以反垄断法等特殊执法领域为视角

行政执法和解制度是一种典型的价值与风险的共存体。风险控制是世界各国在适用行政执法和解时都高度重视的问题。我国已存在适用"行政执法和解"的情况,但在法律上只有《反垄断法》有简略规定,而且只注重了赋予行政机关可以和解的职权,倡导行政机关在和解程序适用上的绝对主导地位,很少对行政执法和解潜在的风险作出评估和控制。设置程序对风险的控制具有重要价值。从行政执法和解适用阶段来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控制风险。第一,"先决程序"控制。在拟适用阶段,为了防止行政相对人寻租公权力或者为了防止行政机关追求执法简便而简单执法,泛化和解适用,规定以行政机关穷尽职权调查不能掌握充足证据为标准。第二,"操作程序"控制。在决定适用行政执法和解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为使行政执法和解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将操作程序过程透明化,并赋予法院对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权。第三,"后续程序"控制。在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履行阶段,为使其预期目标得以实现,防止和解协议在履行中发生偏差,对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履行设置程序保障。     

如何制约反垄断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与程序性制约机制

就反垄断法的实施而言,反垄断执法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往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研究,往往只强调其独立性,而缺乏对其独立性前提的分析以及对如何确保执法机构在获得独立性的同时不偏离正确执法方向的探讨.然而,由于被管制机构的寻租以及执法机构的错误判断等原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反而会强化其偏离执法目标.因此,在强调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时,应该从程序角度构建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制约机制,以便其正确、合理地执法.     

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否该拥有独立审判权

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激发和维系市场竞争 ,基于市场竞争而产生的垄断则排斥、限制着市场竞争 ,为此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制定了统一的反垄断立法 ,并成立了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目前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尽快制定一部规范的《反垄断法》 ,加大反垄断的执法力度 ,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为有效地实施《反垄断法》 ,强化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 ,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高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但该机构不能享有独立审判权。     

反垄断法的挑战——对反垄断法的整体主义解释

反垄断法是新时代、新观念的产物。它对当前处于主流地位的部门法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主要体现为四方面的转向:第一,从传统法注重对法律关系两头的人的保护转向对主体间关系的保护;第二,从保护个体利益转向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第三,从传统法对行为违法性判定的条件取向转向结果取向;第四,从传统法的责任导向转向规制导向,即从重在禁于已然之后转向重在禁于未然之前。     

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

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历史范畴,同时又是一个多元、多层次的体系.从反垄断法的成因来看,我们认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包括建立和维护自由、有序的竞争秩序的基本价值目标和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效率与社会实质公平的根本价值目标.这些价值目标既存在着一致性又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可能.对于哪种价值优先,我们应依据"平衡协调"与"社会本位"的理念和原则并结合国内国际形势,作出适宜的选择.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的透明度——基础、功能与限制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的透明度是全球反垄断领域的重要关切，也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更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的可靠保障。良好适中的透明度是各国和地区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的不懈追求。本文界定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透明度的基本内涵，探讨了其理论基础，分析了其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并指出应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     

垄断行业反垄断问题研究：基于《反垄断法》视角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业的规范中,面临着“合理’’与“不合理”的垄断区分问题,《反垄断法》与行业法规的重叠问题,管制与反垄断的冲突问题,以及反垄断理论的选择问题。必须以成本收益分析构建垄断行业之垄断评价体系,选择、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反垄断理论框架,明确反垄断法与行业管制的界限,通过司法指南把反垄断法转化为企业市场行为的简明行为准则。     

我国反垄断立法规制对象的取向选择

我国反垄断立法规制对象是以规制行为为取向 ,还是以规制结构为取向 ,理论界多有争论。本文从美、日等国反垄断法规制对象的变化 ,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得出 :选择行为主义规制垄断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最佳、也是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