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技术措施的合理规避——兼评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

对于技术措施的合理规避,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虽有规定但采取的却是一体对待的做法,并未根据技术措施的种类而有所区分。本文认为,此举不能充分体现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首先明晰不同种类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意义,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在技术措施的保护与合理规避之间寻求到适当的平衡。     

浅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我国《著作权法》以权利专有的形式确认了作者对作品所享有的权利,同时也以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对这种专有权权利进行了合理约束,以期实现作者权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大致平衡.但是,依照现行的法律法规,怎样界定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合理使用与侵权行为则成为一个难点.因此,在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激发其创作热情的同时,还要满足公众对知识的使用和获取需求、保证数字信息共享,那么就需要对处于互联网大背景下的合理使用制度进行完善,以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     

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浅析

著作权法是技术的产物,发明、复制原创作品的技术导致著作权的产生.著作权法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在著作权法方面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即著作权人直接和读者或作品的使用者交流和交易,出版商的地位被削弱甚至消失,读者或作品的使用者自行实施复制作品行为,直接向作者取得作品.我国著作权法认为,对读者或作品的使用者直接向作者取得作品,属于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本文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概念存在着瑕疵,鉴于依靠制定法规范来调整因使用互联网而产生的著作权问题所面临的困难,我国在现阶段对互联网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应以技术措施保护为主.     

电子商务商业方法专利保护的利弊分析

电子商务商业方法是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与合同法、著作权法保护相比,采取专利方式保护电子商务商业方法既有利又有弊,其部分弊端可采取一定方式予以弥补。对我国的相关立法提出修正建议,将有利于实现电子商务商业方法权利人利益与公众利益间的平衡。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定许可研究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网络传播权应运而生,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利顺理成章地扩张,使得公有领域不断被侵蚀。而法定许可制度恰好以其独特的方式在权利人与公众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解决网络环境下出现的海量授权以及作品传播效率低的问题,实现双方的利益平衡。在著作权法修改之际,检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定许可现状,通过明确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定许可之独立价值,借鉴外来的相关制度设计,以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定许可,实现法定许可的价值与著作权法的目的——利益平衡,激励创作,丰富文化。     

数字时代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是数字时代到来和网络不断扩张的必然结果。一个结构合理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可以有效地平衡著作权人、网络传播者及公众等多方面的利益。作为一种新的制度,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的反思与重构。     

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合理使用问题研究

现有著作权法规定,图书馆只能数字化储存部分作品并限于在馆舍内提供,这使得图书馆无法充分发挥信息传播功能。建议完善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制度,扩大图书馆可数字化范围,允许其馆外传播。当然,图书馆可采取技术措施,用控制在线使用作品人数、次数、使用方式等途径,来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数字网络传播技术下影视作品的合理使用

技术是法律制度的催化剂,数字网络传播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影视作品,不仅提高了影视作品及权利人知名度,而且对推进社会文明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网络强大的复制功能和无地域性使著作权人对其影视作品失去了控制。合理使用制度作为著作权人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器受到挑战。本文通过分析数字网络技术对影视作品合理使用的冲击,论证合理使用制度在数字网络时代存在的基础及重构。     

论政府网络舆论干预的边限与模式选择

即使在民主时代，政府对网络舆论进行适度干预也是必要的，但越须为其划定合理的界限，实现政府舆论控制权与社会公众舆论表达权的平衡。政府网络舆论干预应该体现合法、合理、适度的原则，既能保证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网络舆论及传播进行协调和控制，又能保证公众的独立性与自制性，使公众网络舆论权得到有效保护。     

版权保护中的技术措施探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版权人为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会采用技术措施手段来遏制版权侵权.但技术措施的使用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其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因此要求在技术措施保护的法律制度设计方面体现兼顾各方利益的价值取向.技术措施应有选择地适用;攻击性的技术措施应该被禁止;一些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作品应该禁止使用技术措施.应对制造、销售、进口规避技术措施的装置的行为加以严格的法律规制.     

网上盗版侵权不容忽视——从“侵权手段”与“授权方式”的区别说起

“入世”3年后,“利益平衡”成为法学界的一个新话题。在谈论这个话题时,切不可混淆作者与公众之间,作者与侵权人、盗版者之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作者与公众之间,确有利益平衡问题;而盗版者与作者之间,则是侵权与维权的问题。盗版者在其违法活动被揭露后,都会以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在今天,最新的辩解途径是混淆侵权手段与授权方式,并公然声称“侵权即是获得授权”。我们有必要重新提起利益平衡与制止侵权这些基本问题。有人不经作者许可而复制作者的成果为自己牟利,作者一旦敢于站出来维权,就立即被侵权人指责为“妨害公众获得作品”、…     

政府网络舆论干预的边限与模式选择

王新华、柴勇在《长白学刊》2010年第5期撰文认为,即使在民主时代,政府对网络舆论进行适度干预也是必要的,但必须为其划定合理的界限,实现政府舆论控制权与社会公众舆论表达权的平衡。政府网络舆论干预应该体现合法、合理、适度的原则,既能保证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网络舆论及传播进行协调和控制,又能保证公众的独立性与自制性,使公众网络舆论权得到有效保护。     

论网络授权合同与著作权限制的冲突与协调

在数字网络时代,著作权人摆脱了以往需要借助媒介才能传播信息的模式、网络授权合同的广泛使用可以令著作权人与使用者直接约定作品的使用方式.网络授权合同的线上性、格式性及技术性,令著作权人拥有绝对的控制优势去规避著作权限制.这种结构优势导致了网络授权有架空著作权法之势,为了维持著作权人与利用人之间的权益平衡,有必要反思这种冲突的成因及已有协调机制的不足.妥善处理合同法与著作权法的冲突无疑会是数字网络时代著作权法和合同法需共同面对的议题.     

论著作权侵权形式及其界定

论著作权侵权形式及其界定陈志刚著作权侵权是指行为人未经著作权人同款又无法律依据，擅自对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进行非法使用的行为。所以著作权侵权有三个法律特征，即：（）行为人所侵害的对象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２）行为人所侵害的主体，是对作品享有著作权人，...     

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

随着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侵权也由之而来。由于网络数字化的特点，网络传输过程中产生种种复制行为，使网络作品极易被拷贝、传播、修改。传统著作权人希望将其对传统作品的权利自然延伸到互联网上，互联网上的既得权益者则希望互联网上的权益能够得到传统著作权的扩大保护。     

论侵犯著作权应负的法律责任

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有赖于知识的获得与积累;要获得知识与积累,就必须鼓励人们从事智力创作活动并保护人们由此而获得的智力劳动成果,这是知识产权立法之基石。著作权法的实质,是为鼓励智力创作,保护作者、著作权人、传播者的合法权益,调整他们互相之间以及他们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并且同侵犯著作权行为做斗争的法律规范。作者:是指创作了作品的人。著作权人:是指通过继承、遗赠或生前赠与,合同约定转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形式,合法取得著作权的人,传播人(又称邻接权人):是指传播作品的人。我国著作权法把传播人     

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下非会员著作权人的利益保护

从我国《著作权法》的两次修改草案来看,立法机关赞成移植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观点。因此,知识产权理论界应将研究重点放在最大限度保护非会员著作权人利益的配套机制设计上。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矛盾集中在非会员著作权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间。应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从权利配置的角度赋予非会员著作权人拒绝管理权、报酬请求权等权利,从权利限制的角度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科以诸多的程序和义务负担。     

P2P技术下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责任之认定理念

上海步升诉北京飞行网案引发了公众对P2P技术下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问题的关注。P2P技术发展至今大致有三代,P2P技术下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的司法裁决也随其发展而有所变化。要解决我国P2P技术下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责任问题,则须考虑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间接目的应用与鼓励著作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商合作共赢。     

试论技术措施版权保护的利益平衡

对技术措施进行版权保护,是国际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寻求版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利益的平衡是版权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2001年新版权法明确规定了对技术措施的版权保护,但没有对之规定适当的限制,有打破版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的危险。应借鉴美国、欧盟等国家版权立法和WCT、WPPT等版权国际公约的立法经验完善我国版权法,实现技术措施版权保护的利益平衡。     

论“接触控制”之“正当性”判断——以技术措施设置之“目的性”为依据

“接触控制措施”在受到保护的同时,“权利根基”问题目前仍然悬而未决,是否赋予著作权人以“接触权”,“控制边界”如何确定,对于滥用如何进行规制以及如何防止权利扩张等问题均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将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力度的“强”“弱”差异性出发,结合海内外案例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