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我国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构建

版权法的效率和公平价值冲突体现了作者私权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对峙.版权法通过合理使用制度来维持版权体系中利益格局的动态平衡.数字技术的发展冲击了版权法的利益平衡体系,进而质疑版权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价值.从经济学和版权法自我发展两个角度分析,网络时代版权合理使用制度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我国版权合理使用制度应该应网络时代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     

我国版权技术措施刑法保护的必要性探析

版权技术措施虽然是保护版权的私力手段,但其本身也需要法律的保护,无论是从版权技术措施作用机制、遏制版权技术措施规避行为角度,还是从履行国际义务的方面来看,对版权技术措施既需要民法保护,更需要刑法保护。     

试论技术措施版权保护的利益平衡

对技术措施进行版权保护,是国际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寻求版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利益的平衡是版权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2001年新版权法明确规定了对技术措施的版权保护,但没有对之规定适当的限制,有打破版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的危险。应借鉴美国、欧盟等国家版权立法和WCT、WPPT等版权国际公约的立法经验完善我国版权法,实现技术措施版权保护的利益平衡。     

论知识产权的更新与完善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知识产权面临许多新问题并将大大改变传统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对象和保护形式。计算机数字传输技术使版权法的概念、版权人的权利、各利益方的利益权衡都带来新的冲击；“复制”、“发行”、“合理使用”等均需作新的定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产权的概念值得研究和确认。知识经济下权益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需要在激发创新和维护社会公益之间进行权衡。     

控制访问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

控制访问技术措施的出现 ,是作品数字化传播技术兴起以后著作权人维护其经济利益的必然结果 ,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必要的。然而 ,该项技术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著作权人与公众之间的原有利益平衡的格局。为此 ,在对控制访问技术措施加以保护的同时 ,必须充分考虑到因此给公众合理使用作品造成的不便。通过对规避控制访问技术措施的例外情形的规定 ,可以很好的恢复利益的平衡。     

论公司董事的诚信义务

公司董事的诚信义务应该是董事对公司的法定义务.为了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对公司忠诚,这既有法理基础,也有实践价值.为了履行对公司的诚信义务,董事行为必须受到某些限制,不能从事法律禁止之事.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新机制构建初探

出于对利益平衡的终极追求,传统法律规定了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网络环境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原有的利益平衡状态被打破,技术措施应运而生.任意扩大的技术措施使用与日益发达的反技术措施行为形成了新的矛盾,如何坚持对利益平衡的追求始终是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创作共享的诞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美国版权产业法律变化管窥——以新技术为背景

盒式录像机等新产品改变了美国消费者收看电视的方式,但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美国版权产业的传统经营模式。版权产业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消灭新技术,维护行业利益,但这不仅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也会阻碍技术进步。版权产业和立法机关应采取版权新思维来实现行业的新发展。     

网络直播平台的版权保护问题研究——以版权法适用争议为视角

在"互联网+"与分享经济的热潮下,网络直播成为了社交、营销、教育等传统活动的新方式。网络直播平台是网络直播服务的载体,性质是网络服务提供商。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直播平台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版权纠纷,主要集中在网络转播与网络直播两方面。纠纷体现在版权侵权的客体认定、版权归属以及网络直播侵犯了邻接权人的广播权还是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关于其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中的交互式传播这种传播方式也有一定困难。网络直播平台中出现的版权纠纷,是技术发展与法律滞后冲突的体现,在适用著作权法保护时应该回归原本的立法目的、原则、体系和语境中解决,不应一并以不正当竞争作为兜底保护的手段。     

论社会利益的法律保护

社会利益是与个体利益相对应的独立的利益形态,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利益日益显明、多样,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法律必然要承担起捍卫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重任务.社会利益主要依赖于公法,特别是行政法的保护.至于社会利益遭受侵害后的法律救济,除采用行政法手段加以调整外,还应该通过公益诉讼制度予以纠偏.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在中国目前法律框架下是不受肯定的,但是出于对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农民合法利益的保护,流转是十分必要的,且事实上存在的地下流转市场呈失控状态。因此,立法对宅基地流转予以确认,建立良好的流转管理体制,对维护农民的利益是十分必要的。土地权利和利益的合理配置,也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     

浅议当前农民权益保护立法

加快农民权益保护立法是切实保护农民权益的一个重要举措。当前,农民权益保护在立法上还存在着空白,还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民经济、政治权益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以尽早实现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诉讼中的"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应当纠正

诉讼是否应当提起,以及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着合法权益需要保护的事实.而"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却对诉讼作出了进一步的限制,明显偏离了诉讼制度确立的本意,使人民的权益受到了损害,不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因此,诉讼中的"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应当加以纠正.     

试论利益偿还请求权消灭时效制度

我国票据法没有规定利益偿还请求权消灭时效制度,有的学者认为对利益偿还请求权应适用民法上时效制度的规定.但是,从消灭时效的客体和功能以及利益偿还请求权性质等角度来看,利益偿还请求权消灭时效制度在票据法上应有所规定,并且,它是一种短期时效.     

浅析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思想

晚清时期,面对史无前例的＂变局＂和＂强敌＂,李鸿章试图通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赢得相对和平的环境,争取实现＂自强＂。他＂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贯穿其外交实践的始终,其内容可分为区别对待、均势制衡、结盟对抗三个相互交织又依次深化的部分。虽然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故此需要更历史、更客观地予以评价。     

西方非犯罪化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影响

非犯罪化浪潮的产生和流行 ,对世界刑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既不能盲目跟随 ,也不能视而不见 ,要对西方的非犯罪化运动的背景、实质以及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对比。非犯罪化浪潮对我国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刑法对行为样态的调整要体现法益原则 ,以符合社会保护需要为出发点 ;二是定量因素上应该从宽入罪 ,保证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     

政府失灵的又一种救治途径——一种不同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一样,官员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这与官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存在持久的冲突,并导致政府失灵,进而得出结论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应尽量减少干预,最大限度地约束政府的权力范围。但是笔者以为,对于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官僚制业已达到极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适用的而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但对于我国而言,减少干预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因为"后发外生型"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政府的大量干预和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起一整套激励共容机制,这样政府利益不仅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反而更能促进公共利益。     

论合同免责条款的解释

随着经济交往中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当事人预先通过合同免责条款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分配,体现了一定经济上的合理性.但由于文字、技术或当事人之间存在实质契约地位的不平等,而需要对争议的免责条款进行解释,以平衡利益.免责条款要在合同整体中加以解释,对于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在此理应适用,但因其对当事人利益影响较大,还需考虑一些特别规则.     

试论国家语境下的民族政策价值取向

国家语境下的民族认同利益,首先表现于民族国家的利益,这种利益通过民族政策体现出来。每个国家的民族政策都有自己的特色,每种民族政策都蕴含着或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实质上是政策主体价值取向的外在表现。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否成功,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民族政策的合理性;另一个是民族政策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只有政策主体对国内的民族构成和民族关系的性质、地位、发展趋势等有深刻的认识,而且价值取向合理,能够将民族的局部利益同国家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将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民族政策。而政策是否能够得到不折不扣地实施,关键在于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理解、行政的效率和所能支配的政策资源数量。研究国家语境下的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把握民族国家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的政策倾向,重视多民族国家认同利益的政策关照,是促进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重要举措。     

防范消费卡式消费合同风险的法律对策

当今,消费卡式消费合同日渐走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其消费行为的稳定、简便、时尚吸引了众多商家和消费者,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监管,给一些不法商家提供了可乘之机,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加强对消费卡式消费合同的法律监管,明确规范消费卡的发行、使用以及资金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行为,防范消费卡式消费合同的风险,从而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