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是对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贯彻,也是对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的落实。重大行政决策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责任,为强化责任追究宜引入民法上连带责任制度,在追诉期限上实行终身追诉。当前,构建该制度还存在集体负责制背景下责任追诉对象不清、责任追究启动标准模糊和对重大行政决策界定不统一等问题。为此,应找准责任承担主体,固化责任类型;明晰启动标准,设置事前评估机制;做好顶层设计,考虑出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条例》;拓宽问责范围,深化"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倒查机制,既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同时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必然选择。其实质则是决策责任追究的时效问题。然而,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要建立这样一项新的制度并使其依法有效运行却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决策责任体系的不完善、制度的碎片化以及法律追诉时效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或许就在于加强顶层设计,在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完善决策责任体系,实现各种制度的有机整合与协调,并从法律层面上解决终身追责与追诉时效之间的矛盾。     

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的释读与构建

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的兴起是建设责任政府和生态型政府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问题的隐蔽性和长期性,我国现行党政干部任职的短期性和流动性特征,使破解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失职与失责以及责任追究成为难题。构建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政府的生态责任心、生态公信力、生态公平性以及生态治理能力与水平。但是,目前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启动标准不确定,追究主体、追究对象、责任承担形式均不明晰,配套制度也不完善。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恶"与"人性善"假设的统一,其制度建构则要达到启动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追究主体的分工与合作的统一、追究对象的分别担责与共同担责的统一、责任承担形式的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统一以及制度建设的阶段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建立政府部门领导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

政府部门领导决策失误问题在我国相当严重,造成的损失巨大,但目前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的机制尚不完善.政府部门领导决策正确与否,影响重大,为了提高政府部门领导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就必须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与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增强领导决策的责任意识.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构建

重大决策关乎国计民生,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决策一旦失误将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需要建立终身追责制.以《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为基础,针对该制度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追责对象不明确、责任标准不统一、决策者的避责行为等困境,应从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明晰重大决策的边界、统一归责标准、建立决策会议案卷记录制度等方面,构建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论政府决策的责任追究

当前 ,政府决策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责任追究制。政府决策责任追究的前提是对责任的认定 ,责任认定的根本标准是政策决策是否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责任追究的有效途径是将政府决策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司法监督制约范围之内。     

行政决策失误评判标准确立的基本立场问题研究

在经典的法学论著中,权责一致是经典权力哲学观颇为看重的基本逻辑。构建法治中国,"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理念正在成为政府官员深入骨髓的认识。在政府权力运行的决策领域中,努力建构权力规范、程序安全的责任追究机制,科学有效界定行政决策失误的评判标准无疑是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行政决策失误评判标准的确立应当秉持依据标准与社会标准的有机统一,满足过程与结果导向的需要,实现行政决策的效益均衡。     

论重大决策终身负责运行机制的构建

一项重大行政决策得以最终落实,除了决策人员主观重视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合法合理行政之外,关键在于责任追究的威慑。而现实中行政责任事故频发,追根溯源在于制度的缺失,尤其是责任追究制度的缺失。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背景,探寻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探索重大决策终身负责运行机制构建方式,可以为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思路。     

政府责任追究制与决策科学化

由于为人民服务与依法行政的理念所决定,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必须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就应该对其所有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如何确定政府在行政决策中的责任,政府应该承担哪些责任,以及如何追究政府行政决策的责任,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简要探讨。     

构建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的封闭运行机制

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应该建立一个封闭运行的系统,在实施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的过程中,各环节和各实施主体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回路关系。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的决策状况日常检查机关、决策失误调查机关、责任追究的执行机关以及责任追究的落实监督反馈机关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回路,各机关或系统之间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负责。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决策,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政的重要体现,正确的重大行政决策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错误的重大行政决策对社会的正常运行、公民的合法利益将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因此法律应当对重大的行政决策作出完备的规定,建立严格的追责制度。从概念和内容上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分析,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问题,需要明晰终身追究与时效的关系,明确追责对象,增加追责主体,完善追责的程序,提高决策人员的精准度,以期促进重大行政决策实现利益最大化。     

领导决策应重点把握的几个问题

决策是领导的主要职能之一。要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就必须重点把握以下几点:坚持以信息为基础,坚持向专家咨询,坚持社会听证,重大决策提前公示,坚持科学论证,坚持民主参与,慎重拍板与快速执行,完善决策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论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的建构

重大行政决策作为"高政治性、强专业性"的行政行为,其合法有效性关乎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因此,为减少决策失误、防止腐败滋生,让重大行政决策回归公共理性,并预防社会安全风险,应建立健全我国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而该机制的建构可以通过制定统一、权威的法律规范,来明确审查主体资格,加强法制机构建设,并进一步细化审查内容具体规则,强化审查意见的法律效力。另外,还需健全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机制,以保障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的有效运行。     

公安决策失误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公安机关致力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设,初步构建和完善了现代的决策体制和决策程序,制定了相应的规则与制度。但由于决策者过于注重自身利益、素质不高、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等原因,导致决策失误的情况不断发生。公安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公安工作的成败,因此,严格决策程序、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提高决策者素质、健全决策监督和反馈制度和引入公民参与等措施是防止公安决策失误的必然选择。     

中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困局分析

对于健康有序的政治和社会系统而言,良性运作的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是不可或缺的。由于认识理念的偏差、理论研究的薄弱和立法进程的迟滞,中国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在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实践中,还普遍存在法律约束薄弱、责任追究主体缺位、责任追究事项范围模糊、责任追究对象错位混乱、责任追究程序失范和责任追究效果不佳等显著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是离散的、区域性的,但总体上带有普遍性和广泛性,不仅使制度框架形同虚设,也不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重塑政府公信力,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总目标,值得认真反思并予以及时修正完善。     

论政府依法决策机制的构建

《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中,强调要"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这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的进一步推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健全政府依法决策机制的意义,分析政府决策机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构建政府依法决策机制体系,以保证程序正当合法、过程公开、决策科学,更好的规范政府的行为。     

我国决策问责制探析 张创新

决策问责是针对因决策失误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情形,对决策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遵照既定程序进行责任追究的一种事后控制行为,其重点和难点在于其适用范围、程度度量及非决策问责情形的决策失误的鉴别.囿于认识的局限性、工具的阶段性和信息的有限性而造成的决策失误不在决策问责的范畴之中.公共行政起点的奠基意义诉求决策问责,前期问责成果的充分准备呼吁决策问责,重大决策失误的惨痛教训亟待决策问责.而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制度树立责任意识是前提,完善问责程序是核心,健全制度和法律是保障.     

构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困境及突围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面临着基本法缺位,公众参与内容规定模糊,公众参与方式陈旧,行政决策监督机制欠缺,决策后评估机制及意见反馈机制缺失等困境。完善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还需要制定基本法律,明确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广度、深度和密度;创新公众参与决策方式,完善决策反馈机制、事后评估机制,建立健全行政决策监督机制和行政问责机制。     

对“8·23”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的思考——以侦查决策为视角

侦查决策关系突发重大劫持人质事件处置的成败。"8·23"菲律宾突发重大劫持人质事件,由于处置过程中存在诸如决策目标不明确、决策时机把握不当、情报信息掌控不力和研判不足、决策执行不力等失误,最终导致这次劫持人质事件解救行动的失败。突发重大劫持人质事件处置决策具有不同于一般决策的特点,决策者在紧急情况下作出的侦查决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必须科学决策才能避免、减少风险。     

论行政问责的责任与归责原则

行政问责所问责任是对行政官员行政失职行为所追究的行政法律责任,具有第二性责任、惩罚性责任和对内责任的特征。行政问责原则是问责规则制定主体基于某种价值取向而确定的追究责任的依据或者标准。行政问责应当以过错原则为核心归责原则,但判定过错时,允许采用违法、违规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作为补充性的客观过错归责原则。结果原则因其重重弊端,禁止单独适用。过错原则适用时,一般以"明显不当"为原则,特殊情况下以"一般过失"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