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规制与治理工具的行政许可

源于私人生活中财产权人授权他人分享自己财产权实践的行政许可,正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府规制与治理工具。作为治理工具,行政许可承载了一系列不同的社会目标,规制有时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当行政许可被限定为规制工具时,可以假定其核心是实现对特定行为的控制,具体机制包括信息收集、准入控制、行为监管以及许可的执行。尽管许可制度具有筛选市场主体并对他们进行识别和规制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负面作用,如限制和阻碍竞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而且许可制度是有成本的。政府在采取许可制度过程中,应考虑其他能够达成相同制度目标的替代性工具。     

我国行政许可后续监管法律问题探析

行政许可后续监管是指行政许可监管机关对行政被许可人进行督促和检查,确保被许可人履行其法定义务的行政执法行为。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一系列危及社会公共安全的问题很多都缘于行政许可后续监管的缺失。基于我国行政许可后续监管工作的现状,通过对其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法理分析,建议从权力的来源、运行及运行结果等环节加强对行政许可监管权的监督和控制,确保被许可人严格履行其法定义务,真正实现行政许可制度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功能。     

走向“精明”的证券监管

通过分析我国证券监管机构2010年至2016年间各类监管执法手段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证券监管执法侧重于威慑式执法策略。结合规制有效性和规制成本来分析,这一执法策略并未达至理想的监管效果。我国证券监管执法应当引入"精明规制"理念,调整执法策略。证券监管机构应减少对威慑式执法策略的依赖,增加顺从式执法策略的运用;实现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实现与监管对象的合作规制;尊重证券交易所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管理。     

论行政许可的功能

研究行政许可的功能有利于在设定许可时掌握规制范围,并尽可能减少许可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行政许可能够对可能产生危害的行为予以事前控制,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公共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向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的信息和证明。另一方面,行政许可的排他性易形成垄断,行政许可的滥用会抑制公平竞争,而行政许可权的自由裁量性更会为腐败滋生提供土壤。     

因应超级平台对反垄断法规制的挑战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线上线下的市场要素和市场力量不断集聚,超级平台从市场要素发展为要素与市场的联合体。在互联网市场动态竞争的场景下,现行反垄断法规制的目标、逻辑及方法正面临巨大挑战。建议引入多元利益动态平衡机制,更新反垄断法规制理念,关注互联网市场生态竞争系统的健康运行,主张对超级平台施行"强监管、早监管、长监管"的规制模式,探索建立审慎科学的"预防+事中事后+持续"的规制逻辑,革新SSNIP和CLA,结合SSNDQ和SSNIC,强调非价格因素和用户体验在超级平台反垄断法适用时的实际价值和作用。与此同时,激励超级平台自身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生态竞争系统,积极主动参与由政府主导的反垄断合作规制项目,培育和提升超级平台的自治能力和社会责任。在此过程中,应总体抱持对超级平台包容审慎的规制态度,既要持续激励超级平台的竞争动能与效能,也要防治超级平台走向竞争固化所带来的弊病,最终实现互联网市场上开放型生态竞争系统的稳定运行。作为新兴科技产业与新兴经济业态的典型代表,超级平台还需特别关注竞争规制与产业促进之间的互动,以增进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专利池许可领域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分析专利池许可领域最具现实意义的几种限制竞争行为的主要表现,研究有关国家、地区的立法取向和实践,进而从法律规制的宏观架构、限制竞争的中观判定标准、必要专利的动态性评估、市场结构规制的审查、限制性许可条款的审查等方面,提出构建我国专利池许可领域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体系的若干对策建议。     

卫生行政许可实施“阳光工程”的探讨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是我国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真正体现。行政许可法的实施，防止了行政许可的过多过滥，规范了行政许可的事项，简化了行政许可的环节，强化了行政机关的监管，规定了对行政机构的监管制约机制。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有5种：普通许可、特许、认可、核准、登记。卫生许可是卫生行政部门发放的一种普通许可，它是直接关系人身健康，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主要功能就是提高公信力和执行力防止危险，保障安全。     

行政许可与行政规制的逻辑起点分析

行政许可的逻辑起点是在政府限制的领域允许特定市场主体干什么,行政规制的逻辑起点则是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告诉不能作什么,政府把行政许可与行政规制作为调控市场主体的手段,目的在于规范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的关系,着力打造一个规范、公平、合理的市场框架结构。     

行政许可标准的冲突及解决

行政许可标准,是对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程序的解释和细化,在学理上属于许可的裁量基准,在功能上构成了许可获得的限制性条件,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阶梯式"规范体系。在相对集中行政许可视角下,市场准入过程往往是多个单一许可组成的复合许可过程,由此产生了不同部门间实体和程序标准的冲突现象。其发生的内在机理是行政权及许可背后的部门利益与家长主义规制,外在形式则表现为复数机关参与的异位规范间的冲突,性质上多属经验冲突而非逻辑冲突。由此,解决的路径在于:一是现行行政服务中心基础上不断修正的行政协调模式;二是具有共性效力之协调技术的提炼;三是通过基准制定和公布义务的规则治理。     

论我国药品安全规制模式之转型

六十余年的药品监管实践表明,我国药品监管长期以来以政府监管为主,根据监管职能与监管手段的不同,可分为管控型模式、监管型模式、垂直管理型模式和属地管理型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药品安全规制应从政府监管模式转变到社会共治模式.这其中规制主体应由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规制手段应由刚性手段向柔性手段转变,规制机制应体现协调、激励和参与,法律责任应彰显风险预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