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纪念“五四宪法”诞辰五十四周年

在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历史上,五四宪法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法制现代化的分析视角出发,反思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结关系,分析五四宪法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可以概括出五四宪法的伟大制度创新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建设的伟大里程碑意义;客观分析出五四宪法所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其对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影响;进而探讨五四宪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和宪政制度现代化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钦定宪法大纲》法学评析

《钦定宪法大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献。它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初步确立了分权模式和法治原则,规制了中国近代宪政史的基本格调,在中国宪政史上有重要意义。     

法治模式中的宪政──摆脱中国宪政窘境的必然选择

传统的中国法律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非形式的法律，官僚法类型的法律思想的深厚积累成了中国宪政进程的羁绊。建国以来的频繁修宪更说明了我国宪政正陷入宪法应保障改革的发展，抑或是改革应在现行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的二难选择。宪政的核心内涵在于宪法自治，而法治模式中的宪政，则成了摆脱中国宪政窘境的必然选择。一、官僚法的传统及实质合理性法律观──我国宪政进程的陷阱正如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所指出，近代中国是在世界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中，在比西方落后一、二百年的情况下，在面临亡国的危险时刻，背着沉重的封建包袱…     

宪政发展模式与价值的若干问题

从宪政发展的时空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理论基础来看,一般把宪政发展模式分为内源发展型宪政和外源发展型宪政。中国的宪政之路应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民主和自主对宪政而言,确实是不同层级的价值,在宪政的价值排序中自由的价值高于民主,把民主政治等同于宪政是有欠完善的。     

宪政理论范式转换及中国宪法学的回应

宪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转换研究范式。宪政理论研究范式大致经历了两种范式转换:近现代古典自由主义模式和当代新宪政主义模式。特定的语境和历史场境赋予了西方宪政概念及其理论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与特定的理论定位和功能。宪政理论要想成为中国宪法学的理论,必须完成其概念和理论范式的转换。宪法秩序概念及理论涵盖了宪法运作现象的不同形态和不同层面,是对整个宪法运作现象和事实的全局性理论把握和综观性理性反映。它能够克服西方宪政理论的不足,体现中国宪法学对这种不足的回应,是宪政理论和概念范式转换的一种尝试。     

宪政中的程序论纲

宪政中的程序即宪法程序 ,是其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统一 ,其构建模式有两种 ,即严格规则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结合我国宪政建设的实践 ,当前的宪政建设应在选择正当程序模式基础上优先发展宪法程序。     

宪政正当性论略

宪政是按宪法运作的政治和政治体制,是颁布宪法的必然目标和实践归属。我国一些学者却明确提出了“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的主张,这种“宪政否定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新中国对宪政建设的贡献,也削弱我国公民本来就很淡薄的宪法意识,应予纠正。宪政是一个比民主、法治和人权抽象程度更高的概念,可以涵括我国现行政治理念,客观地对待现代政治文明,确立宪政的目标,加强宪法实施,把宪法规定的东西切实落实下去,是一种积极、稳妥、务实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刘少奇与苏联宪法的移植

新中国的宪政建设在发端之初就走上了移植外来法的道路,从宪法制定到宪政实践,均受到苏联宪政模式的广泛影响。在苏联宪法理论于中国大陆全面传播之时,刘少奇作为苏、中法律嫁接的桥梁,将苏联的制宪建议、宪政精神和选举制度等传入中国;通过移植苏联宪法,主持和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为"五四宪法"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     

刘少奇与苏联宪法的移植简

新中国的宪政建设在发端之初就走上了移植外来法的道路,从宪法制定到宪政实践,均受到苏联宪政模式的广泛影响.在苏联宪法理论于中国大陆全面传播之时,刘少奇作为苏、中法律嫁接的桥梁,将苏联的制宪建议、宪政精神和选举制度等传入中国;通过移植苏联宪法,主持和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为“五四宪法”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近代宪政文化概述

宪政是宪法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宪政强调国家权力的限制和防范,强调公民的参政权和政治程序。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宪政的理论与实践依照简单的理性逻辑,不断向西方借鉴,缓慢发展。在富国强兵的理想和救亡图存压力下,近代中国对宪政价值与宪政文化理解出现了偏错,使得中国近代宪政之路荆棘丛生、曲折坎坷,且这种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思维模式影响中国的宪法实践至今。厘清中国近代宪政发展历程,反思中国近代宪政实践为何陷入困境,糅合中方传统政治模式与西方宪政文化,最终达到宪政文明。     

当代俄罗斯转型宪法的本土化及其困境——参照美国的比较分析

当代俄罗斯宪法是社会转型期仿效西方的宪政模式进行构建的,在传统与现实、制度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下,俄罗斯的宪政之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宪法本土化过程.作为后发外生型宪政代表的俄罗斯宪法及宪政与作为先发内生型宪政典范的美国宪法及宪政,在宪法及宪政产生的深层背景、与相应法律文化体系的关联、宪法文本内在的差异、宪政实践中的危机与困境等方面存在诸多的可比较性.这种比较所及的不单纯是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是一个包客了民族、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性的大文化问题,这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克服本国宪法及宪政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遭遇到的困境与危机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吗？——与张千帆教授商榷

根据社会契约论和西方国家宪法文本,不能得出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结论。宪法主要规定权利而普通法律主要规定义务的观点既有悖于法理,也不符合中外立法实践。新中国的宪政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及我国传统观念双重影响,其共同之处在于集体价值和个人对社会义务的体认。中国宪法规范模式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宪政理念和制宪经验,言必称欧美的宪法研究之风当休矣!     

中国宪政模式?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国家-政党"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巴克尔对中国"国家-政党"宪政体制的研究。"国家-政党"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宪政模式也在这种传统之下。但是,这种"国家-政党"宪政体制在1982年以来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开始迈向"单一政党宪政体制",即在党和国家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的要素,确立了宪法最高地位,从而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党作为社会价值规范的提供者,为宪法和法治提供了规范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和法治约束了党的行为方式,使其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在此基础上,巴克尔提出了完善"单一政党宪政体制"的有关构想。     

论“政策性修宪”及其完善

“政策性修宪”是我国现行的基本修宪模式。这种修宪模式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 ,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宪政的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但是 ,这种修宪模式本身也存在着弊端和局限。如何正确认识并努力克服这些弊端和局限 ,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制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 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

在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的理论自觉下,本文以中国宪政模式为题,以"差序格局"、反定型化和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为关键词,层层递进发现了中国宪政的一种结构性面向。"差序格局"是中国宪政模式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宪法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立足点。反定型化是"八二宪法"时代的改革策略。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这种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允许由下而上、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宪政作为一种政治整合机制,必须自觉地保持共识的未完全理论化,这不仅是建设一个各得其所的自由社会的要求,还是由"差序格局"政治空间及其内部差异性与反定型化作为特定时期的宪法策略所共同决定的。     

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路径分析

实现宪政是现代国家政治的根本标志和常规形态,宪政之于中国可以说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推进我国宪政建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处理好遵守宪法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积极培育宪政文化,切实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高度重视宪法的监督实施。     

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刍议

一般意义上的宪政,应是以宪法存在(即立宪)为前提,以宪法的不断完善(即修宪)和宪法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真正实现(即行宪)为基本标志和基本内容的政治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政,是伴随着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开始的,至今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宪政之路。1982年宪法颁布和实施至今,是我国宪政建设的最好时期。今后我们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以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从宪法司法化看宪法解释和司法审查

本文从我国宪政发展的现实出发,揭示出宪法司法化乃我国宪政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宪法司法化的角度阐释了宪法解释与司法审查制度,力图找到宪法司法化的中国路径。     

财政立宪主义论纲

财政立宪主义是一种关于国家和人民之间公法上财产关系的理念与原则,涉及赋税、财产征收以及预决算等政府的一切财政行为.财政权问题既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财政立宪主义在我国历史上有其萌芽形态,并对我国现行宪法体制产生了很大影响.财政立宪主义对我国现阶段法治建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宪政

引言 “中国自有宪法己将近百年，然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法于宪政，犹如法治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梁治平先生的话一语道破中国宪政之玄机。宪法与宪政，于中国而言，是“一字之差，百年之别”。如何使宪政的幼苗在中国大地茁壮成长，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一代代关心中国现代化坎坷进程的人们，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国民追求宪政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前进。今日中国，人们畅谈宪政，倡言法治，见仁见智，其心也诚，其言也善，宪政在中国大地的光芒己日渐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