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轻缓化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刑罚轻缓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然趋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国情差距,决定了我国的刑罚制度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那种轻缓程度,但我国新刑法的指导思想、实质精神以及刑法的执行措施和部分总则与分则的修订中都已经体现了轻刑化这种价值取向的观点。     

马克昌教授刑法立法思想要览

马克昌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建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在宏观方面，确立了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厘清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罚化的关系，确立了刑法立法的观念；针对79年刑法的修改，提出了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支持对法人犯罪的立法，主张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建议将保安措施纳入刑法，并强调立足本国，吸收国外经验，改进立法技术；针对97年刑法，他对犯罪停止形态、死刑立法、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立法、社区矫正、缓刑和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有关刑法谦抑性的理性思考

刑法谦抑性的思想内涵包括:刑法调整范围的不完整性、刑法统制手段的最后性、刑罚制裁方式发动的克制性;其法理基础是: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策略性、犯罪发生原因的综合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单一性、犯罪心理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刑罚效用的有限性、刑罚的恶害性决定了刑罚本身作用的负面性、刑罚后遗症的严厉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非理想性、刑罚权实现的昂贵性决定了刑罚发动的慎重性。适用刑法谦抑性,我们应当使刑事政策“轻轻”与“重重”兼顾、使刑事立法“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并进、使刑罚裁量轻刑化与“非刑罚化”相结合。     

现代刑法的保护理念探析

刑法是社会价值的体现。现代刑法在惩罚的同时,也强调保护。刑罚价值的二元化体现 了刑法价值观上突出刑法保护性的变化;刑法的社会机能更凸现刑法的社会价值意义,即社会保护 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统一。转型期的我国刑法在日益关注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共同保障的同 时,应侧重对个人权利的保障。     

略论刑法谦抑精神的文化困境——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

学界关于刑法谦抑问题的研讨已相对深入,但刑法谦抑的精神在中国法制建设中体现得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与中国法律传统文化有诸多不相融合的地方导致的.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犯罪圈大小的划定呈现出刑法泛化的特点,刑罚轻重的选择呈现出重刑化特点,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到依据.     

西班牙刑法制度与刑罚改革

西班牙刑罚的完整程度在西欧具有代表性,其刑法制度和刑罚的改革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如死刑的废除、保安处分的建立、资格刑以及缓刑制度的完善等,体现了刑罚轻缓化、开放化的刑罚思想。     

谈我国刑法中的人权精神

就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而言,人权作为国内法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宪法之中。同时,在其他的部门法中,也有不同角度的体现。如,刑法第2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     

刑法宪法化简论

刑法宪法化是指把有关犯罪与刑罚的基本原则写入宪法,以彰显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一种趋势。其实质是要转变刑法观念,树立民权主义刑法理念;确认刑法保障权益、规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     

设立易科刑罚制的构想

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抛弃不适应新形势的陈旧刑法观,树立面向改革开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刑法观;从较严厉的较封闭的传统刑罚观,转变为较缓的和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服务于综令治理方针的刑罚观;从轻视财产刑的刑罚观,转变为自由刑与财产刑并重的刑罚观,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设立刑罚易科制,最大限度发挥刑罚的功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的要求,本文仅就我国刑法增设易科刑罚制,谈点粗浅认识。     

犯罪发展与刑法演变

本文提出了“犯罪发展”的概念。社会发展决定犯罪发展,犯罪发展对刑法演变具有深层制约作用。可以从犯罪侵害对象、犯罪形式、刑事责任等多角度研究犯罪发展。刑事法制演变体现了刑事政策价值地位的变化。在我国,还存在着法网不严密,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适用的观念理解存在误差。     

论刑事政治与刑事政策——兼论"宽严相济"

以抑制和惩治严重分裂性社会行为为中心任务的政治,或曰举凡直接涉及刑事权力的来源、配置、行使、效果、制衡等的政治,即刑事政治。现代刑事政治是宪政化的。刑事政策采取的是静态视角,而刑事政治则采动态视角,它不仅指涉刑事政策中的正面力量,也指涉刑事政策外的负面力量。当下,"宽严相济"由一般统治方略向基本刑事政策转变,它是现代刑事法律基本原则的实践贯彻,它反对"利诱、威胁、打击"而崇尚"诚信、合作、共赢"。     

刑法学与刑事执行法学的内在联动:由刑事判决到刑事执行的思考

刑法学和刑事执行法学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连接二者的桥梁和纽带即为刑事判决。刑事判决是刑法适用的结果,也是刑事执行的依据,但由刑事判决所固定的刑法适用结果与实际执行的具体需求之间理论上存在"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的矛盾。作为刑事判决结果的"刑罚份量"由刑罚正当化根据所内在决定,而受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精神的制约,允许在刑事执行过程中依据改造的实际效果,减少由原判决确定的刑罚量,以至真正成为问题的仅是"刑罚过剩"。减刑假释制度能够分别通过减少原判刑罚或者附条件提前释放的形式缓解"刑罚过剩"。     

论通过完善刑事调解来取代刑事和解

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呼声在我国越来越高,然而,刑事和解在其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存在着很多弊端。在我国,刑事调解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其完全可以达到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再另起炉灶重新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实属无必要。     

刑事诉讼构造下的司法令状主义

文章在引出刑事诉讼构造理论为着眼点,通过对司法令状主义的介绍和分析,论证了司法令状主义在整个刑事诉讼法中的构造中的地位。最后,论证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决定了不能实施司法令状主义。     

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关系的三个层面

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基于相对公正理性而选择的犯罪防控对策系统。刑事政 策与刑事法律二者之间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概括:在价值取向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 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对策系统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整合与被整合的关系;在具体措 施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校正与被校正的关系。     

民愤的刑法解读

民愤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民众,由于刑事个案的特殊性而产生的朴素而强烈的道德情感。民愤的思想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天理"思想,受现实刑事个案某种特殊性的激发而产生。民愤属于社会范畴,只对具体案件有一定影响,但不能作为量刑的法律根据。     

刑法、刑事政策与社区矫正

刑法并非刑事政策的下位概念。就刑法而言,刑事政策仅仅是对它实践形态的某种体认;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强调,容易以行政指令式的普遍判断、统一判断,取代法官的个案判断、独立判断,从而不当削弱法律权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乃是罪责原则与宽容精神的结合,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惩罚技术的改进,本文对我国在这一刑事政策下出现的社区矫正将要发挥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