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注册商标的合理使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对商标权的保护日益增强,但是这种保护的程度并非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因为任何权利都是有界限的,没有限制的权利就会被滥用,从而威胁公共利益。应确立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加强对商标滥用制裁,限制商标人的权利,维护他人正当合理使用“注册商标”的利益。     

《公司法》第20条中“滥用股东权利”规定的理论与实践

由于缺乏控制权与退出机制,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极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压迫。少数股东本可借助于《公司法》第20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获得总括性的救济。然而,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从"超越权利外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仅向少数股东提供极为有限的救济方式,《公司法》第20条未能发挥其兜底条款的功能。面对相近似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各州公司法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从权利的内部界限判断压迫或者权利滥用的构成;尽可能地向少数股东提供多样化的救济方式。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问题及美国公司法的当代发展,我国《公司法》及司法实践应当进行如下完善:1.以对合理预期标准与Wilkes案规则的中和为基础,从权利内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2.借由法律解释或者修法向少数股东提供所有正当且合适的救济方式。     

实质课税原则的相关法律问题

实质课税原则在德国以"经济观察法"的形式出现后,成为实现税收公平正义的重要税法原则。我国虽然没有直接在有关税收法律中确立实质课税原则,但从法律赋予征税机关合理调整纳税人某些行为的应纳税额的权力看,这就是实质课税原则的具体体现。实质课税原则的适用界限包括两方面,即防止税收行政权力滥用之界限和纳税人权利保障之界限。     

对涉法上访问题的理性思考

信访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有其权利界限和范围,信访人在此限度内行使权利,是信访权行使的正当性价值要求。涉法上访是信访权利的滥用,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其正当性价值令人质疑。通过立法对信访权利加以必要的限制和制约,对信访行为加以规范,是完善我国信访制度的关键。本文从信访权利的角度对涉法上访的成因进行分析,提出处理涉法上访问题的根本性对策,以期对推动处理涉法上访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有所启示。     

论滥用诉权

诉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它建立的基础是平等主体之间因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所发生的纠纷,当事人行使诉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基于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和尊重.诉权的行使一旦超出了合法界限,就会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诉讼随着纠纷而启动,从而出现了滥用诉权的问题.如何界定滥用诉权及滥用诉权的表现形式,都是当前需探讨的问题.     

试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本质内涵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已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 ,然就该原则尚存在诸多认识不清的地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历史起因 ,在于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矛盾激化 ,客观需要权利的限制。该原则为了权利而限制权利 ,其最终目标是保护和实现权利。但该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有导致权力滥用而减损权利之危险。为解决这一矛盾 ,使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扬其利而避其弊 ,应强调其有限使用 ,立法上要限定在必需领域 ,司法中要合法、公正运用     

专利滥用的反垄断法规制

专利权滥用是指专利权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超越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正常的界限,导致专利权的不正当行使,损害他人正当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我国反垄断法对专利滥用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反垄断法》第55条中,该条款对专利滥用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可操作性,且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行使专利滥用这一领域管辖权时有冲突。为此制定一套具有操作性的反垄断执法指南,从中明确规定专利滥用行为的概念界定,构成要件以及归责原则,同时针对管辖权冲突上,要增强反垄断执法委员会的协调能力,有效的改善管辖权冲突局面,从而更好的发挥反垄断法在专利滥用领域的规制作用。     

浅析民事诉讼权利滥用

本文基于司法实践中的民事诉讼权利滥用现况,通过对民诉权利滥用的内涵、评判标准以及现象的分析,对我国建立防止民事诉讼权利滥用机制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其在适用过程中面临着原则抽象化以及适用滥用化的双重困难。解决好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功能化和类型化两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既不使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流于空洞的形式化，又不至于由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没有“边界”而使其在司法实践中过于泛滥。     

诽谤罪条款被滥用的原因与对策

我国诽谤罪条款在实践中常被滥用,既不利于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又不利于名誉权的保护。我国诽谤罪条款的滥用主要原因有:法益理解含混不清,诽谤罪免责条款的缺失,自诉与公诉界限不清,侮辱罪与诽谤罪界限不清。为了防止诽谤罪条款的滥用,应当重新理解诽谤罪的保护法益,并修改诽谤罪的刑法条款。     

知识产权搭售许可的法律规制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知识产权滥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知识产权的搭售许可则是其中尤其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知识产权搭售许可限制了购买者的自由选择权，压制了竞争对手的竞争行为，妨碍了公平竞争秩序，制约了经济发展，通过法律对其规制已成必然。因此，搭售许可的法律规制问题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限制国家物权行使能力的逻辑

国家物权的流失和垄断，源于过分保护而缺乏合理限制。将物权按状态结构分为明确归属的静态物权和通过行使来发挥效用的动态物权。其他物权的归属主体与行使主体同一，国家物权归属于国家即全民而行使于国务院，两者处于分离状态。这种分离导致行使主体的行为能力不足，责任能力缺乏，唯独权利能力无任何约束而可以滥用行政权力，可以假借市场程序却又不在市场交易。必须限制国家物权行使的权利能力。限制的目标是建立国有物权市场，同时为体现“全民所有”而成立与政府机构融合的民主组织以行使物权，使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与政府行使即民主行使相对称，以此防止“代表权”的滥用。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使得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不再是原则性的宣言。该法从以下五个方面夯实了保障人权的法律基础:从原则的高度宣示法律的政治道德基础,强化人权保障的意识形态;合理界定公民权利的保护范围,使人权获得最充分的发展;规范警察行为,明确其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义务;限制自由权利的滥用,提供更广泛范围的人权保障;提供实效救济,使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救济的困境和出路

知识产权的行政救济是知识产权保护中一个重要内容，它可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免受权力滥用的侵害，防止和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促进相关行政机关严格依法管理和执法。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救济还面临诸多困境，需要寻找新的出路。重视知识产权行政救济，有利于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完整制度。     

论标准化中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现代的国际贸易已从卖产品到卖技术转换到现在的卖标准,公共领域的标准和代表私人利益专利权的结合,造成了权利人滥用专利权,为了平衡各方面利益,标准组织和反垄断机构应当对专利权利人的行为进行共同的规制。     

从思科诉华为案论知识产权之诉讼价值

思科诉华为案展现了知识产权诉讼价值失衡的图景。在知识产权侵权之诉中,正义变得模糊,而利益成为主导,这种价值目标特征表明知识产权正在偏离其制度目标。知识产权的滥用使得新的垄断产生,如何防止权利滥用,以及司法程序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工具化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新课题。     

论我国侦查制度的完善——以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比较为视角

由于刑事侦查涉及到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自由和权益的问题,同时还存在着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危险,因此,各国都试图构建一种合理的侦查模式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目前,世界上主要有英美法系国家的双轨制侦查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单轨制侦查模式,这两种侦查模式各有利弊。借鉴两大法系侦查模式良性运作的经验,对于我国侦查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具有重大意义。     

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性的司法审查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则背离行政合理性原则。传统法制合法性审查标准,不能有效遏制权力滥用日益膨胀的趋势,允许司法机关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村民自治中权利的司法救济

在村民自治中实现对权利的司法救济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村民自治中权利的司法救济却面临困境,一方面是村民自治中权利的非司法救济途径表现出各种缺陷和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司法救济途径的尴尬和无可奈何。为此,必须构建我国村民自治中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以保障村民自治中各项权利的实现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