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城市间环境合作治理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珠三角在环境治理中存在地域分割、部门分割的问题,跨域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环境合作治理难度大。制约环境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因素很多,主要是政府政策规划不协调,综合决策缺位;跨政区环境治理合作缺乏法制基础;生态区的整体性与行政空间的分割性的矛盾;城市间环境管理合作机制不完善等,因此,建立有效的政府合作机制十分必要。政府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实际上是一套制度体系和规则,这些制度和规则涉及环境管理决策、管理执法、保障等多个环节,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安排,需要构建环境管理决策的协作机制、环境管理执法的协作机制、环境协作治理的组织机构、环境协作治理的信息系统。     

侦查协作的碎片化分析及其整体性治理模式

侦查协作是应对当前刑事犯罪特点和发展趋势所采取的一项有效的组织措施,但是我国目前的侦查协作情况却不容乐观。引入新公共管理中的"碎片化"概念,从六大维度分析我国侦查协作的现状,进而从整体性治理这一社会治理模式的视角出发,提出侦查协作的完善思路与方法。侦查协作的整体性治理对策包括加强侦查协作的整体性认识、侦查协作的整合、侦查协作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侦查协作信息系统的建立、利用,建立和完善侦查协作的评估、监督和反馈机制。     

跨域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困境——以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为例

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域,对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政策执行现象关注不足。多数文献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出发,过于强调事权的划分,而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复杂策略互动与权力分享,从而得出“进一步加大中央控制”的政策建议,使政府治理陷入“收权放权”的怪圈。本文以水资源保护为例,首先讨论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制度基础与政策执行困境;其次从纵向跨层级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再次从横向跨部门的视角分析权力冲突和信息阻隔对政策执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集权式的治理机制无法应对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政策议题,有效的政策执行还需要进行更深层的政治结构调整,形成良性沟通协作的机制。     

我国中央部委间关系研究——基于跨部门协同的考量

中央部委是国务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履行职责和承担任务分工。从整体性治理来讲,部门之间良性协作则总体繁荣,要建构起行政机构间的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途径是:立法明晰法律关系,尊重中央部委的主体地位;明确各部委边界,打破部门主义和超越级别,协调部委间关系和整合各方利益;顺畅机构改革,建构行政部门间伙伴关系,在彼此监督和协作配合中互惠互利;分析部委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增强部门政策延续性和部委间的衔接,重归政府整体协同服务民众的本质。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整体性治理:梳理、反思与趋势

整体性治理视角的出发点是破解新公共管理出现的"碎片化"问题;核心内容是协调与整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整体性治理暴露出不少问题:重返官僚制带来的问题;整体性治理与其所依赖的组织基础间有张力;政府内部协调与整合困难重重;治理责任的归属困境;等等。整体性治理需要以合作治理的理念为引导,应通过整合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而不是简单的部门整合,以实现公共服务的无缝隙供给。     

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区域环境联动治理:场景与整合

随着区域环境整体性治理的推进,改革和创新联动治理机制的共识不断增强。但区域环境联动治理的制度困境仍然阻碍着治理绩效的提高。新公共治理视域中区域环境联动治理的现实挑战主要体现为联动机制复杂性影响治理目标协调,发展理念差异性导致治理责任错位,网络价值冲突性造成治理规范缺失。以发展维度分析和构建区域环境联动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运用政策整合推动可持续发展场景嵌入区域环境联动治理,从纵向整合、横向整合、社会整合三个层面寻求区域环境联动治理的包容性机制,以期进一步驱动区域环境联动治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替代还是互补：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对公共治理转型的一种回应

以＂整合还是分立＂、＂合作还是竞争＂为参量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类型。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从而实现＂良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互补。     

我国中央部委间关系研究——基于跨部门协同的考量

中央部委是国务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履行职责和承担任务分工。从整体性治理来讲,部分之间良性协作则总体繁荣,内耗不断会引发国家衰败;中央部委之间的管辖边界和职责交叉难以厘清,部门间争议由此产生。京津冀协同发展给中央部委带来机遇与挑战,要积极应对首都行政功能疏解,建构起行政机构间的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途径是：立法明晰法律关系,尊重中央部委的主体地位;明确各部委边界,打破部门主义和超越级别,协调部委间关系和整合各方利益;顺畅机构改革,建构行政部门间伙伴关系,在彼此监督和协作配合中互惠互利;分析部委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增强部门政策延续性和部委间的衔接,重归政府整体协同服务民众的本质。     

基于话语分析的河长制治理机制研究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流域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保障国家河流水资源安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任何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场域都通过话语这一基本形式得以建构。从话语建构角度看,在流域河长制治理的具体场域中,影响河长制治理绩效的关键要素包括宏观的制度规划、微观的执行保障、横向的部门协调、纵向的层级联动。在顶层设计上兼顾河长制治理政策的统一性和变通性,在分层对接时加强河长制实施的奖惩激励和资源保障,在部际协调时妥善处理好理性行为整合问题,在府际沟通中更加注重政策信息资源的流动互换,是提升河长制治理绩效的理想路径。     

整体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修正

整体治理理论主张政府通过功能整合来为公众提供无缝公共服务,以英国为典型的实践及运作面临组织整合的技术困境、组织冲突的协调困境以及合作治理的问责困境。有必要对整体治理做些修正,从注重机构整合转变到注重机构协作,营造整体行动的柔性机制以及建设学习型问责制度。     

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重构

公私合作是政府解决公共服务低效率供给的治理机制。目前,我国公私合作面临着理念碎片化、功能碎片化、资源和权力碎片化、责任碎片化等困境,需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诸多碎片化进行整体性协调和整合,培育公众需求理念和整体性公私合作模式,建立整体性协调机制,树立整体性责任感,实现公共服务整体性供给和政府组织整体性治理。     

我国政府防灾减灾救灾区域协作的重塑——基于整体性治理的理论视角

灾害具有外溢性、扩散性和跨区域性特点,基于属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与灾害发展属性不相契合,由此导致灾害管理失灵。整体性治理理论倡导通过合作,解决复杂的公共问题,契合了我国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重构的现实需求,为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区域协作提供了理论支撑。我国目前防灾减灾救灾区域协作无论在范围上还是程度上均比较有限,防灾减灾救灾各自为政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性突破。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需要重视区域协作这一重要因素和薄弱环节,通过理念变革、制度创新、模式重塑、组织整合和治理机制整合,实现防灾减灾救灾区域协作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推动灾害从属地管理走向整体性治理,以真正提升政府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国家治理视域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广西实践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推进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总结回顾广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实践,得出的经验启示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推进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必须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     

流域水环境治理跨部门合作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跨部门合作研究框架,运用层级回归和Bootstrap分析方法,探讨相互依赖、变革型领导、公众参与和制度设计与流域水环境治理跨部门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沟通、承诺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相互依赖、变革型领导、公众参与和制度设计对跨部门合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沟通和承诺分别在相互依赖、变革型领导、公众参与与跨部门合作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制度设计与跨部门合作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重大疫情治理的中国方案及其世界价值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确保14亿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提出了打赢防治疫情攻坚战的中国方案:实行由中央到地方的管理系统,运用分类分区分级治理方式,统筹协调各项资源以稳定后勤供应,通过官方媒体实时有效宣传筑牢精神防御长城,推进法律制度建设保障疫情防控有法可依。中国智慧创造中国方案,中国方案彰显中国制度特色、领导特色与人民特色,并对他国战胜疫情产生一定的激励价值与借鉴意义。     

整体性治理:中国城市治理形态的逻辑转型及其实践反思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城市治理在追求效率和速度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社会身份区隔、文化分异与阶层壁垒等现实问题,陷入道德性困境。作为一项融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治理术,整体性治理基于社会系统的视角,从价值选择、行动逻辑、制度设计、空间秩序等方面重塑了城市的权力分布结构和空间形态,进而有利于导向城市社会的团结和社会整合,彰显出整体性治理的价值禀赋。不容忽视的是,受一些因素的影响,整体性治理仍存在诸多的实践局限。如何在新的城市空间秩序深刻变革的新时代里发展和完善,是整体性治理不得不面临的重要挑战。     

政府跨部门协同:困境与未来路径选择——以“河长制”在M市的实施为例

跨部门治理在当前的政府工作运用越来越普遍。在网络化、信息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许多领域呈现的问题已无法由单一主体去解决,需要不同组织和部门实现互相协作、资源共享,从而构建起多主体间的信息流通网络,进而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共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从河长制在M市的实践可以看出,跨部门协同在实际运用中的困境,其背后的原因有法律法规的缺乏、部门间职责分工不明确、有效的考评机制和问责机制缺乏等多个方面。针对存在的问题,应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通过加强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制度规范进一步明确职责权限等措施,使跨部门协同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辅相成。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有利于形成利益整合型社会。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必将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跨域协同治理: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难题的有效路径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跨域协同治理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心的重大转变。现有的政府间合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合作观念缺失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因而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是开展跨域协同治理的先决条件。创新协同治理体制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创新组织体制,搭建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组织;构建及时有效的问题磋商机制,尝试引入企业董事会制度;建立有效的政策支持机制,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政策执行制度,尝试推行区域内行政管理管辖权的让渡;健全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保障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契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