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如何看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曾经很响亮很辉煌的口号，现在却似乎成了不受欢迎的问题。     

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本文肯定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必然性,对有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的误解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间有关的问题。     

论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关系

沉默权与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并不冲突,二者在实现法律正义、执法公正方面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有助于鼓励被追诉者放弃沉默权,提供真实的口供;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相结合,更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辩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对于打击敌人、惩治犯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有学者提出,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实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与法治精神相悖,即侵犯公民言论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和违反公安、检察机关的法定权限,进而主张将其取消①。笔者不揣粗浅,以相左的几点理解,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一辩解。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再认识 不可否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产生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最初的特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前进的,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无罪推定的关系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关于刑事责任裁量的政策,它适用于根据实体法已经构成犯罪的人,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人员只是对犯罪嫌疑人提前告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他们并不是适用这项政策的主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本身与无罪推定原则不存在必然的冲突。     

证明责任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关系

对证明责任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关系问题,我国法学界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被告人既然不负有证明自己有罪和无罪的责任,但又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这不是相互矛盾吗?实行这一政策会不会影响证明责任的正确实施呢?这种看法是很需要探讨的。我们认为,证明责任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量刑的依据吗》一文的析疑

《人民司法》今年第1期刊登韩洪杰同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量刑的依据吗》一文,(下称“韩”文)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与刑法的关系阐述了四点见解,并由此得出结论:在刑法、刑诉法颁布以后,不应再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笔者对此有不同认识,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与韩洪杰同志商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党制定的对敌斗争和惩罚犯罪的政策和策略。它已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刑法颁布以后,这一政策是否应予否定     

论“坦白从宽”的法律化

本文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悖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侦查破案用政策,审判处理难兑现”的困惑,以及在沉默权制度冲击下法律界和舆论界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质疑,试图结合实践与理论,为“坦白从宽”正名,探讨在我国建立坦白从宽的法律制度的意义,引导法律立足现实的价值取向,实现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最佳效应。     

通过刑诉法修订传递笃定的法治信仰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诉法修改列入今年立法计划，这是继1996年修改后的再次大修。此次专家建议修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废除“如实供诉”条款，不强迫嫌犯自证其罪等。这条新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期“一家之言”主要围绕怎样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话题展开讨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理性思考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 ,不少学者主张予以废除。但是 ,本文认为“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其本质与辩诉交易等具有一致性 ,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弥补缺陷 ,进一步完善以使其发挥应有作用     

“坦白从宽”应成为一项法律制度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直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政策。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是一种诱供,甚至导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主张彻底抛弃这一政策。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失之偏颇。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看待这项政策,既要看到它在历史上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再质疑

《法学》2000年第1期载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质疑》令人欣赏。虽然与作者有同感,但还不限于此,试讨论如下: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沉默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非但未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反而使其承担了如实回答的义务。此时,尚不能断言“如实回答”是被追诉者的一项供诉义务。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是量刑的依据吗?——与张绍忠、曲焕森二同志商榷

读了《人民司法》八○年第九期刊登的张绍忠、曲焕森二同志《旁听公开审判中所感到的》一文,对文中关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理解和使用,有点不同看法,提出来与二同志商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在开国初期对惩罚犯罪分子实行的一项政策。但在刑法、刑诉法颁布后,是否仍须执行呢?回答,应是否定的。理由是:一、“坦白”与“抗拒”都不是我国刑     

要善于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是我们党根据无产阶级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制定的,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几十年来的斗争实践证明,它是改造罪犯,同罪犯作斗争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专作规定,但是,它的内容包含并且贯穿在刑法总则的指导思想及有关条文之中,例如:刑法规定“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或     

“坦白从宽”的法律定位及司法操作

一、“坦白从党”的实践困惑“坦白从宽”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方针。但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落实，出现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不正常现象。这种不正常现象比较严重地影响了对犯罪的打击和对罪犯的改造，影响了国家法律的执行效果，所谓“坦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坦白包括自首，本文所指的坦白从宽是狭义上的坦白，即指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已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发觉、怀疑及掌握，而对犯罪分子进行讯问、传讯…     

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基本政策

我国《刑法》公布实施以后,由于刑法总则里没有明确写上“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的规定,因而有些政法工作者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适用了。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执行这项政策,目前政法界正在进行讨论,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感召犯罪分子悔罪自新,分化、瓦解共同犯罪,促进罪犯改造等方面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这一政策的作用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在一些羁押场所甚至出现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     

关于“坦白”和“抗拒”的程度和等级问题

关于“坦白”和“抗拒”的程度和等级问题,这是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正确量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总结和探讨。根据我的体会,对“坦白”和“抗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不可入律性探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长期适用的一项刑事政策,时过境迁,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法治大背景下,产生了针对此项政策的不同态度:彻底废除、延伸引用等等。本文通过将此项政策与坦白制度、辩诉交易制度进行比较和分析,认为不论是从法理还是司法实践的角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制度都不具备写入法律文本的资质。     

坦白从宽 政策兑现 深挖细查 挤清余罪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在宣判死刑后能坦白检举、有立功表现的惯窃犯涂光生宣布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充分体现了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