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开发中贵州省社会保险的政策思考

发达国家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社会稳定是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基础。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必将引起贵州这样的多民族较落后地区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及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因此,作为“社会稳定器”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是启动西部开发的重要前提之一。本文根据我国目前社会保险的现状结合贵州社会经济的现实,对我省的社会保险事业作如下探讨。     

中国西部开发中的环境财政金融问题探讨

中国目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和第１０个“五年”计划中，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已成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从实际出发，按照市场经济原理，就国家、企业、个人和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上，应承担的财政金融责任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其目的在于实现发展与环保的统一与协调。     

交易型受贿研究

交易型受贿的本质与普通受贿无异。交易型受贿中的交易,是指具有影响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总量可能性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财产和(或)利益上的互换。交易型受贿行为因为具有形式上交易的类似性以及贿赂目的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制约性,既区别于普通受贿又区别于民事法律中的交易。价格明显差别标准因为存在内在逻辑混乱、导致法律漏洞、篡改受贿罪构成要件等诸多弊端而应予废止。对交易型受贿不应另设罪刑规范。     

抢夺罪客观要件论

抢夺是指行为人在被害人“不及抗拒”或者行为人致使被害人处于“不及抗拒”的状态后,利用这一状态,实施“强力手段”或者“和平手段”公然取得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公然”是指行为具有使被害人当场即刻发觉行为人行为性质的特征。“不及抗拒”是指因为被害人主观懈怠或者因为其客观防范能力欠缺而未能抗拒抢夺行为的状态。抢夺罪客观方面的特征是:行为人利用或者致使被害人不及抗拒而公然取得被害人财物。     

我国财产刑与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及其完善

本文论述了我国“明”而不“确”的财产刑和财产刑的随意裁量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财产刑裁量的部分刑法失控、忽略财产状况的财产刑设置、片面的财产刑裁量制度、罚金刑数额的确定依据及罚金刑变更的无区别对待违背了适用刑法平等原则 ;没收财产刑严厉性的有名无实、财产刑刑罚幅度与行为危害程度的对应失调、财产刑裁量制度的阙如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笔者主张 ,我国应当废除没收财产刑、完善罚金刑。     

论我国刑事案件并案诉讼制度的建构

刑事案件并案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同一诉讼阶段一并解决同一主体的多个案件或者多个主体的一个或者多个案件。为解决目前我国并案诉讼存在的功能障碍、程序牵连、权利制约、影响刑罚适用等问题,我国应当设立并案诉讼制度。作为并案诉讼适用条件核心概念的关联性,是指数个案件犯罪主体同一或者犯罪行为具有同一性、承接性、合成性或者依附性等联系。对有碍诉讼功能发挥、有碍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有碍特殊权利保护的情形,应当排除适用并案诉讼。     

附加刑变更之完善

附加刑在执行过程中的变更 ,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如《刑法》第 57条第 2款规定 :“在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时候 ,应当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改为 3年以上 1 0年以下。”《刑法》第 53条规定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 1次或者分期缴纳……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 ,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笔者认为 ,上述规定尚有一些缺陷。一是刑事政策方面的失误。如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 ,法律未给减轻刑罚的机会 ,从刑事政策角度来看 ,不利于被单处剥夺政治权…     

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本文肯定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必然性,对有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的误解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间有关的问题。     

"被害人自愿"与诈骗罪认定

行为人通过实施欺诈手段取得财产的行为不一定构成诈骗犯罪。诈骗犯罪中的欺诈手段和其他侵犯财产罪中实施的欺诈手段的根本区别是 :诈骗犯罪中的欺诈手段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 ,其基于意志自由“自愿交付”财产。区分诈骗罪与盗窃、抢夺、抢劫、敲诈勒索等其他以实施欺诈手段侵犯财产的犯罪 ,必须从被害人在受到欺诈时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来进行。     

透视“机器人红利”的新机遇

当前,我国机器人红利的时代不是到来与否的问题,而是必须尽快让它到来的问题。机器人红利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机器人替代人”,也不是单纯的“机器人作为劳动力”。一方面,机器人由复杂的系统构成,能够胜任比一般自动化机械更为复杂精密的工作;另一方面,机器人的普及也需要人才、应用、市场等多方面领域的改革和支持,尤其是对于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技术攻关问题更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