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发展新走向：刑法的民法化

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新刑法,这是中国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审视新旧刑法及其相关的决定、修正案、司法解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刑法改革呈现出一种新走向———刑法民法化。一、刑法中较为明确地引入了一些民法的基本原则。新刑法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确立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使刑法成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张契约,国家不得逾越法律的界限对无罪的公民进行非法追究和对有罪的公民滥施刑罚,公民也应当在法律的界限内活动。罪刑法定原则的确…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的适用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在刑法中．这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法制精神，体现了对公民的人权、民主、自由的充分保障，是一项进步的文明的法制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贯彻实施，对于实现我国刑法的任务，惩罚犯罪、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司法实践中如何…     

略论罪刑法定与刑法溯及力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是近现代各国刑法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将此原则作为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这是我国刑事法制的一大进步,必将有着深远影响。本文在简单介绍罪刑法定与刑法溯及力的同时,对二者间的关系作一探讨。一、罪刑法定的要求与刑法溯及力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一般认为是1215年英国大宪章。后来这一思想在17、18世纪经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系统阐述,形成一种思潮。较为典型的是英国洛克提出的：“……法律规定的刑罚处罚任…     

我国刑法的重要改革与完善

修订后的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对刑法的运用范围作了修改和补充；放宽了正当防卫的运用；条件；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严格限制死刑，扩大了罚金刑和管制刑的运用范围；明确了自首、立功的概念，对其处刑也作了较宽的规定；对减刑、假释的条件作了明确限制；此外，对反革命罪、贪污受贿罪、投机倒把罪、流氓罪、渎职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不少新罪名。     

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

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权。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核心原则,如何在立法、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对人权保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国刑法的溯及力问题

刑法的溯及力是刑法的时间效力的重要问题之一。所谓刑法的溯及力,即刑法对其施行前的犯罪有无适用的效力。如果规定有效力,既有溯及力。如果规定无效力,即无溯及力。采用罪刑法定为原则的刑法,认为刑法以不溯既往为原则。如果刑法能溯及既往,就是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问题的规定,可分以下四个时期来看。一、《刑法》颁布实施之前,特别是解放初期的刑事立法,均规定刑法有溯及力,严格批判刑法无溯及既往的原则。《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8条规定:“本条例施行前的反革命罪犯,亦适用条例之规定。”以便人民能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

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应被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予以对待。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堪称罪刑法定原则的"魂魄"。罪之法定与刑之法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表征,而形式安定性与实质安定性则构成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除了面临着刑法适应性与司法能动性的挑战,更面临着"安全刑法"乃至"仇敌刑法"的挑战。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可以从刑法立法和刑法解释中寻求保障。通过人权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最终意义在于刑事法治乃至整个法治。     

罪刑法定原则探析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未设专条规定这一原则、经过十几年的司法实践和广大法学理论工作者的广泛论证，认为在我国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推动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和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在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作了开宗明义的规定。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它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中提出，以后为大多数国家刑法所普遍采用”的一个…     

论罪刑法定——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其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罪刑法定原则被称为是近代市民刑法的主要标志、基本原则。我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转型的过程,社会结构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司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97年我国新修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真正实现了该原则的立法化。然而,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中,罪刑法定原则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承载了人们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期许。     

中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概念的双重结构和功能

１９９７年，中国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是新中国刑法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展。在刑法明文确定罪刑法定原则之后，探讨目前中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概念的结构与功能，反思与检查中国刑法理论，对于坚持与发展刑法的这个第一原则有着重要意义。一、双重...     

论以人为本的执法原则

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执法与公民的利益有着最直接、最经常、最广泛的联系。在执法中,应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具体体现在:执法应合乎人性、体现人道、彰显人文关怀、以保障和实现人权为终极目的。要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法原则,必须加强对具体执法制度的建设。     

国内公法对国际法的影响

国际法包括私法意义上的国际法和公法意义上的国际法。近现代国际法本质上是一种私法意义上的国际法,但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与复杂必然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等级制与集中化架构,公法意义上的国际法应运而生。作为一种后发的法律秩序,国际法受到较为成熟的国内法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在借鉴国内公法发展国际法时面临某些重要的障碍,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风险,应该予以充分的注意。国内公法日益影响国际法的趋势对于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法治原则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嬗变

法治原则作为世界多数国家宪法所普遍贯穿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历部宪法文本中经历了由法制到法治的发展演变。现行宪法对法治原则的规定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而法治原则在宪法文本中的价值可区分为宪法文本内和宪法文本外两个层面：在宪法文本内,法治原则是协调统一宪法规则的标尺和确立宪法权威的依据;在宪法文本外,法治原则要求规范和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的实现。     

航空器上法律事实与行为法律适用问题比较研究

航空法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部门,既包括公法又包括私法,既包括国际法又包括国内法.航空器高速飞行和跨界运输的特点,加之各国航空运输领域民事责任立法之间的歧异,不免引发国际航空运输有关法律关系的法律冲突.华沙公约体系也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仅仅调整航空运输责任,大量案件的处理需要由冲突规范指引.受海商法的影响,航空法中的国旗国法原则逐渐被各国实践及公约所接受,但是,与船舶主要航行在无主权存在的海域航行不同,飞机主要在主权国家的上空,所以航空器上的事实与行为能在多大范围内适用国旗国法原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从国际私法层面对航空器上发生的事实与行为的法律适用规则中的国旗国法原则及例外作初步探讨.     

试论经济法责任之独立

为了弥补传统部门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无力,作为经济法逻辑内容的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是必不可少的。法学界对于经济法责任的独立并没有达成共识,但历史的选择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证成了经济法责任的独立。现行经济法规范中散落有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行政法、刑法等法律责任的责任形式,对认识经济法责任的独立造成了纷扰。对经济法责任进行狭义界定,限定确立原则,同时严格的限制经济法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无疑是解决目前经济法责任天马行空而又根基不牢问题,确立其独立性的尝试性路径。     

反思刑法谦抑主义

谦抑性考察已成为当下评判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础性分析工具。与此相应,我国晚近以来的历次刑法修正案所反映的犯罪化进程被不少学者反复诟病为"不谦抑"。刑法谦抑主义虽然彰显了古典刑法保障个人权利的理念,但是谦抑性并非一个价值中立、超越时空、至高无上的刑法原则。直面现代社会刑法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内在紧张关系,仅从单一化的谦抑主义维度去评判刑法发展的得失是偏颇的。谦抑性应该还原为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用来说明和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子原则。反思刑法谦抑主义,并非要放弃或终结对刑法谦抑性的追求,而是主张在肯定谦抑理念的同时对谦抑性在立法和司法、设罪和配刑等不同场域作不同的把握。刑法的发展需要在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中寻求一种张弛有度的动态平衡,而绝非单向度的谦抑主义。     

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界分

奥斯汀以来的法律学人,虽试图在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之间踩出清晰的路径,却终未获取如意的结局。迄今,无论英美欧陆抑或中国学界,仍然普遍混淆两者的界限,以致把不是法的东西视为法,把未然的法和已然的法、可能的法和正式的法混为一谈,在法律生活中就经常淡化法和非法的边界并由此遁离法治原则。历来法学流派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正表现在对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取不同态度方面。然而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的确不容混淆,它们本是两种事物,内涵两种价值,代表法的形成过程中两个不同阶段和表现形态。     

人性假设与民法基本原则重建——兼论公平原则的重新定位

民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构建,应该建立在人性恶论假设这一近现代民法的价值前提之上。从对人性尊重的角度出发,民法基本原则的正面体系应包括主体平等、私权保护和意思自治;从对人性限制的角度出发,民法基本原则的反面体系应包括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以此为基础,不宜将民法定位为直接追求实体公平之法,当事人之间的实体公平,通过主体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所保障的程序公平,即可基本达致,因此公平不应当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辩论主义的根据

对辩论主义的根据,理论上存在本质说、手段说、防止意外打击说、程序保障说、多元说、法探索主体说、信赖真实协同确定说等观点,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实行辩论主义的必要性。由于现代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理念包括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两个方面,并且民事诉讼在客观上乃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因而辩论主义的确立和贯彻,有其实体根据和程序根据,是以此为基础的多元根据的必然要求。     

试论依法行政原则在我国的发展

依法行政原则自传到我国并发展至今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依法行政原则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而且官方文件普遍采用广义理解;二是对＂法＂的理解,在实践中对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过于强调,对行政立法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监督的忽视和缺乏。通过对这两个特点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进行分析后,本文认为,我国目前的关键任务是摆脱寄希望于行政机关自觉依法行政的惯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