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限制

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对个人信息侵权的保护采用了具体人格权中隐私权的路径,它无法对个人信息商业化利用伴随的财产利益进行全面的保护.在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是采用“以人格权为中心、包含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两部分内容的一元模式”,还是“以包含个人信息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为导向的人格权和财产权二元模式”,需要借助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此外,基于价值的多元,任何权利的运行都要有个界限,个人信息权亦如此.在遭遇言论与表达自由、信息的自由流通、国家安全和权利人的同意四种情况时,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力度要“克减”.当然,这四种“克减”场域仅仅是基于“类型化”的分析,具体的案件还要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     

信息权在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立法遵从

信息权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民事权利.从权利主体来看,信息权包括个人信息权和公共信息权;从权利属性来看,信息权还包括信息人格权和信息财产权.国外关于信息权保护已经有了司法判例和相关立法.从考察国外信息权判例及立法的基础上,求证信息权保护的理论正当性,并对目前国外信息权立法和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予以反思,继而构建比较完整的信息权理论体系.在理论指导和对我国现行相关立法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我国信息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     

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权的私法属性

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属性是个人信息保护亟需回答的首要问题.当前我国不乏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范,但仍缺少对个人信息权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上,亦对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认识不一.纵观世界各国,有以欧陆“逐步发展个人信息权”与美国“隐私权保护”为代表的两种模式.在法理学说上,个人信息权主要有六大学说:宪法人权说、一般人格权说、隐私权说、财产权说、新型权利说、独立人格权说.其中,唯有独立人格权说恰当阐释了个人信息权的私法属性.个人信息权具有与大数据时代特征相适应的独特内涵,其范围、内容均无法为其他权利所替代,社会情况的深刻变化呼唤个人信息权的诞生.在法律属性上个人信息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欧盟平衡人格权与言论自由的立法实践——以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则之立法尝试为视角

欧盟在酝酿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统一规则即《罗马条例Ⅱ》的过程中,开启了人格权侵权统一冲突法立法尝试.2003年《欧委会建议案》与2005年《欧洲议会决议案》中的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条款,即是这一尝试的初步成果.二者形式上表现为“损害发生地法”与“加害行为地法”之争,实质上却反映出在人格权保护与言论自由保障的政策平衡问题上,各成员国之间尚存较大分歧.欧盟虽仍坚持在《罗马条例Ⅱ》框架下统一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则,但新近立法协调成果最终能否获得普遍接受尚待观察.欧盟经验表明,对于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则的构建,宜摒弃传统属地性规则,采用蕴含政策导向方法的最密切联系地法原则;对于人格权侵权中特殊救济措施问题准据法的确定,宜采用“分割论”而非“统一论”.     

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

欧盟法院通过对"谷歌诉冈萨雷斯被遗忘权案"的判决,正式确立了被遗忘权的概念。作为适用于网络信息领域保护个人信息的一项权利,被遗忘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保护提供了法律途径。我国作为世界上网络用户最多的国家,应当借鉴欧美法的经验,将被遗忘权本土化,使之成为我国公民人格权的组成部分。被遗忘权是信息主体对已经发布在网络上,有关自身的不恰当的、过时的、继续保留会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的信息,请求信息控制者予以删除的权利。该权利的性质属于个人信息权,在当前对该权利的侵害可通过《侵权责任法》关于隐私权和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规定予以救济。     

论声音权的独立及其民法保护

声音权是一个独立的具体人格权,这有其独立的事实基础和逻辑基础,也是很多国家立法的新选择。从权利的构成来看,声音权也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具体人格权。声音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民法保护上与其他人格权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保护时间及侵权法保护上的不同。由于声音权在维护自然人的声音利益、自由与尊严方面的意义,民法应加以确认并予以保护。     

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对个人信息应采取公法与私法并重的综合性保护方法。我国民法典规定个人信息保护,不仅奠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也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自然人对个人信息并不享有绝对权和支配权,而只享有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该利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防止因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泄露、买卖或利用进而导致人身财产权益遭受侵害或人格尊严、个人自由受到损害的利益。只有行为人违反保护性法律侵害个人信息时,才产生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应区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并进一步完善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规定,如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损害的认定、减免责事由、责任承担方式等。     

论个人信息权遭受侵害的私法救济

个人信息权是指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的排他控制权,在本质上属于人格权的范畴,但是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与隐私权相比存在诸多差异。当前我国民法体系内还不存在个人信息权这一法定权利,但是刑法体系中已经存在相关罪名用于对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打击。法律依据欠缺、侵权主体多元化以及损害后果的抽象性导致个人信息权遭受侵害后难以实现私法救济。本文前瞻性地探讨了如何从私法救济的角度加强对个人信息权的救济,并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     

个人信息网络侵权归责原则的比较研究——兼评我国侵权法相关规定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尚未出台之前,我国侵权法确立的网络侵权规则适用于个人信息的网络侵权,能较好地保护个人信息在网络中的安全。但是,比较考察国内外相关立法,考虑个人信息本身及网络侵权的特殊性,对其民事救济,立法应着眼于责任形式和侵权主体的不同而确立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相结合的多元归责原则,在立体式的综合运用中全面、有力地保护其网络安全。     

债权可以为侵权行为法的保护客体

债权作为相对权,其能否和物权一样作为侵权法上的客体受到保护一直颇为争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债权日益成为社会财富表现的主要形式,越来越需要法律对其进行全面的保护。本文从各国的实践做法与我国的立法现状作分析,分析了各国将债权作为侵权法上保护客体的立法实践和我国目前债权在侵权法上的地位,论述了确认债权在我国侵权法上受保护的客体地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对其构成做了分析。     

编辑侵权行为研究

编辑未经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授意,又无法律上的根据,擅自对著作权作品进行利用或以其他非法手段行使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行为就构成侵权。编辑侵权行为主要表现在编辑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发表其作品,编辑未经合作作者许可而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编辑违背作者意愿未在作者创作的作品上署名,编辑擅自改变作品的署名及署名方式,编辑利用职务之便违背作者意愿在没有参加创作劳动的作品上署了己名;编辑非法阻止作者修改作品,编辑未经作者许可修改作品;编辑在加工过程中歪曲作品原意,编辑在改编过程中篡改作品内容;编辑侵犯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编辑侵犯著作权人获得报酬权的行为等等。编辑侵权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对于严重侵犯著作权和邻接权且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而构成犯罪后果的还要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欲避免编辑侵权行为发生,就要进一步提升编辑的法制意识和水平,强化编辑的道德素养和责任,加大刊社的规范管理和建设,完善出版的法律制度和政策。     

采光权妨害案件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因过度妨害邻人采光而引发的采光权纠纷大量出现,但国内对采光权妨害相关理论和实务问题研究薄弱。认为不同内容的采光权要求不同的采光权妨害构成要件。存在持续的不法妨害行为,妨害行为造成权利人不能获得法律所保护的最低程度的采光需求是必要的条件。此外,也应考虑受害方不动产的合法性及妨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采光权受到侵害后,权利人可以采取排除采光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合理的救济措施。     

论公共摄像监视——以隐私权为中心

目前，在公共空间实施摄像监视已日益普遍。如何看待公共空间中摄像头“注视”之下的个人隐私权并予以相应保护，我国现有的立法尚未予以足够关注，司法上亦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事实上，个人身处公共空间，亦有其隐私利益存在。因为隐私并不仅仅是他人头脑中关于人们自身信息的某种缺失，而更多的是，人们对于自身信息的控制。摄像头长时间地有计划地有目的地注视，不同于路人偶然无意识的一瞥，它将使人们因此而丧失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从而导致个人在公共空间的某些隐私利益的丧失。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立法上和司法上规范公共摄像监视行为，捍卫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必要的隐私利益，维护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个性正义。     

商人商事目的在商法当中的地位

商人商事目的在商法当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决定商人行为的性质、被商人使用的他人的姓名权、肖像权或者其他权利的性质和商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范围具有决定性意义。商人的商事目的使他们实施的侵权行为从单纯的民事行为变为商事行为,使被他们使用的他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其他权利从单纯的人格权变为单纯的财产权,使商人就其侵权行为对他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变为财产损害赔偿责任。     

Privacy,National Security,and Internet Economy: An Explanation of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egisl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increasing role play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economy,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legal and public policy problems. Since 2013, China has accelerated its legislation efforts towards protec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Cybersecuri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ok effect on June 1, 2017. Legal scholars focus on the natur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discuss the necessity of enacting specific laws on protec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attempt to propose relevant draft laws regard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however, is not only a legal issue but also a political one. We need to look at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bout legislation 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n China. Why has China sped up its legislation 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since 2013? Is privacy, civil rights, or legal interest the main reason behind the legislation? Only after plac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egislation in a broader context, can w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dynamic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n China, and can perceive the potential content and possible future of these legisl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ternet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fringe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re the main drivers of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egislation.     

网络游戏“外挂”的认定与处罚

擅自运营的“外挂”软件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涉及程序违法；同时，“外挂”软件的运行会侵犯著作权人、出版机构以及游戏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涉及内容违法。所以，擅自使用“外挂”软件挂接运营他人网络游戏，属于非法互联网出版活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论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中被检查人的信息保护

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作为行政机关收集资料、获取信息的重要的行政行为之一．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行政机关公开在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中收集的信息是保障被检查人知情权的必然要求。而公开被检查人信息的行为如违法或不当，就有可能侵害被检查人的权利，给被检查人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应制定和完善相关立法，在相关立法中确立被检查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并在食品安全行政检查程序中赋予被检查人程序性权利的同时完善对被检查人信息侵害的行政救济制度。     

从保密到安全: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自然人有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但这并不等于承认数据生命周期的最后环节是“删除”,因为“删除权”是“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丧失”的必然结果,而“数据销毁”才是“数据归于消灭”的处理流程末端。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基础在于信息保密方式的扩张,即从维持信息保密状态转向维持数据安全风险的可控性。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倘若义务主体无法保障暂时不使用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处于安全状态,则应当采取适当的数据销毁范式降低数据泄露或非法复原的安全风险。在未来立法活动中,我国应当明确数据销毁义务的义务主体、销毁方式和销毁范围等具体制度内容,完成数据安全立法的“最后闭环”。     

基因隐私权的民法保护

以传统隐私权保护为基点的现行立法与司法,无法完成现代隐私权,特别是个人信息隐私权所强调和要求的保护架构.在权利配置上,无法实现对传统隐私权按照个人信息处理程序的不同阶段进行权利增设与重置.在保护机制上,无法通过司法能动主义建立个人信息隐私权,特别是基因隐私权所要求的公共监督框架.因此,在后基因组时代,应当坚持以个人信息法作为个人信息(包括基因信息)保护的基本制度框架,在个人信息法的范围内,对作为高度敏感个人信息的基因信息予以特别处理.     

环境侵权行为之界定

环境侵权行为是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其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征,如行为主体的不平等性;行为方式的间接性;行为过程的缓慢性以及行为后果的公害性。环境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主要是公民的环境权,而且违法性不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