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产生以来，已形成了平衡、叙说和恢复正义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建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应注意分清刑事和解与“私了”的本质，明确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设立刑事和解调解委员会并健全国家刑事损害补偿机制。     

中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模式选择

中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未有刑事和解制度之规定,但这一制度确有存在之价值。且中国有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之文化基础、法律基础、刑事政策基础和实践基础。所以,探讨中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模式选择有其现实意义。     

开创新中国民主司法模式的“马青天”

马锡五对于今天的普通民众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他在中国法制史上却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标志性符号。马锡五在民主革命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等职。在抗战时期，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法学教育的马锡五，以依靠群众、调解结案等审判方式，创造了贯彻司法民主的审判万式——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中国唯一以人名命名的审判方式。马锡五解决了许多疑难案件，减轻了人民的讼累，受到群众欢迎，被陕甘宁边区百姓称为“马青天”。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量刑关系之构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在防止纠纷扩大化、化解社会矛盾、恢复受损害的社会关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影响量刑具有正当性,二者统一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之中。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立法模糊、法官角色混合、自由裁量权无制约、激励机制未确立等问题,应以量刑规范化改革为指向,从限定调解范围、建立激励机制、完善量刑程序和明确赔偿与量刑幅度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方面科学构建调解和量刑之间的关系。     

简析刑事和解的现实意义

当前无论是在法律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都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大胆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果和经验。综合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国家关于刑事和解的理论,结合当前法律法规及刑事司法政策规定,可以给刑事和解做如下定义:在发生引发刑事和解的法律事件之后,在中间人的调解之下,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或不直接的联系,正视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然后双方达成赔偿和解协议,从而为最终解决刑事法律事件创造必要条件。     

刑事政策视野下我国暂缓起诉制度之构建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暂缓起诉制度属于微观刑事政策的范畴,属于应然微观刑事政策之一。暂缓起诉制度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重要的价值意蕴,在我国建立暂缓起诉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对我国刑罚政策的纵向思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在2005年末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出“宽严相济”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也不约而同地提到在打击刑事犯罪时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我国刑事政策的一项重要调整，是运用刑事法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指针。     

从ICC与德国之协调看中国刑事司法协助

致力于国际与内国司法关系平衡的国际组织,通常具有较强地执行力.如ICC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章程》在管辖权上谦抑地让与,得到了全球122个国家的支持,尤其以德国最为典型.虽然国际规约与德国立法的衔接已处理得十分成熟,尤其是《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安全阀”制度堪称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中的经典,值得我国借鉴,但此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唯有从国内刑事司法体系人手,才能力争制度体系的完善,并成为真正推动国内以及国际刑事司法体系改革的“助推器”.     

论刑事政策在中国的进一步完善

刑事政策的的概念是刑法研究中较为基础而又尚未取得共识的问题。我国传统法学中对刑事政策的理解往往停留在狭义的刑事政策观上,将刑事政策视为党和国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政策或策略。这样偏狭的理解决定了我们一度将“严打”作为基本刑事政策,同时这也严重妨碍了我国的对外学术交流,阻碍了我国科学地制定与执行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对重罪实行严打政策的基础上完善了对轻刑宽松的一面,渗透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宽处理轻罪原则等内容;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坚持区别对待的策略思想,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宽严适度,宽严有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集中反映了国家对司法工作的根本政治主张,蕴涵着符合司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深刻的政治要求,是刑事执法的灵魂,它是我们党和国家在长期同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中形成并逐步发展完善的,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实践部门探索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新途径，不仅有利于有效化解矛盾，提高犯罪预防效果，还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推行刑事和解制度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法律基础、刑事政策基础和实践基础。     

从《刑事诉讼法》最新修订透析刑政宽容之变

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来看，《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既是我国刑事政策从重刑主义转向“宽严相济”的结果，也将进一步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和程序化进程，主要体现在：保护被追诉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尊重生命权，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充分体察人性，回归人伦。     

“赔钱减刑”的是非纷争

如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中,一些司法机关开出了"刑事和解制度"的药方,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对给付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这就是社会上俗称"的赔钱减刑"。这是为了保证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还是事实上的"花钱买命",造成司法上的贫富不公,各方反应莫衷一是。     

防治职务犯罪“宽严相济”政策分析

职务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是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突出问题。针对如何防治职务犯罪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的主张改革过分集中的权力分配制度、加强权力监督；有的提出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教育等等：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应在司法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在刑事实体法上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     

刑事和解的实体法思考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其正当性在于能较好地保障刑法价值的实现，其制度上的实体规制是引入“准缓刑制度”和“准数罪并罚制度”。     

“创新”让郑州市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在全国检察系统率先制定出台的“案件风险评估办法”——《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规定》，同时积极探索实行刑事、民事和解制度被中央媒体聚焦；在全国地级检察系统率先设立的“案件管理中心”，加强了对所有案件从“进口”到“出口”的流程管理做法被全国地级检察系统广泛学习；率先实行的“人民监督员由人大常委会进行资格审查确认”     

和谐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与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是高度一致的,对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落实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因此我们要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不断地丰富刑事和解的理论     

浅谈侵权责任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适用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有损害就有赔偿”,“有权利就有救济”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当人们的财产权、人身权受到侵犯时,越来越多的人们拿起法律武器,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然而在我国刑事法律实践领域对被害人的民事权利的救济主要是采用刑事附带民事制度,但是由于该法条规定的原则、概括,实践操作性不强、作用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侵权责任法的适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新情势下的运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执政党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的高发态势和国际上"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的走向作出的重大决策。目前,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应注意转变司法观念,树立刑法谦抑理念;正确认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使刑事政策法律化;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浅议

刑事和解是刑事法制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积极回应,与多元治理、互动治理、有效治理的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相契合,但该制度对传统刑事法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使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从绝对走向相对,可谓价值与风险并存。对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应严格掌握适用范围,对自愿性合法性必须进行司法审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和侦查终结是适用刑事和解的基本前提,从宽处罚宜适度和规范。     

我国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探析——以交通肇事犯罪为视角

本文结合近期发生的交通肇事犯罪案件,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现状,提出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的政策背景下,妥善运用刑事和解政策,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矛盾的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