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中共同犯罪制度之比较研究

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基于立法传统和社会现实的不同而各具特色 ,这种差异性较为鲜明地体现在两地刑法典关于共同犯罪制度的规定上。影响共同犯罪制度的理论学说以及法典化的具体规范在互有借鉴性的前提下 ,也实际影响着同一犯罪人的身份认定和刑罚评定。伴随着内地与澳门刑事司法交流与互助的增加 ,对于两地区的刑事立法尤其是差异较大的共同犯罪制度加以比较性研究 ,意义较大     

建构我国刑事判例制度之定位分析

建构我国的刑事判例制度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反对法官造法；两大法系在司法制度、人文背景、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决定了我国不能实行本源意义上的判例法制度。司法解释本身存在的弊端以及刑法理论对司法实践良性发展的需求，客观上要求刑事判例制度不宜再走司法解释之路，应当将刑事判例制度定位在司法审判的参考和理论研究的载体之上。     

反思我国刑法解释的范畴及其体系--以刑法解释的效力层次为视角

刑法解释可分为正式解释与非正式解释;正式解释又可分为规范性刑法解释和适用性刑法解释;非正式解释又可分为刑法学理解释与刑法任意解释;规范性刑法解释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刑法条文作出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解释,分为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适用性刑法解释,即法官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依法行使刑事司法权,结合具体案件针对刑法条文作出的对相对人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     

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适用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旨趣及其制约下的刑法文本的特殊性,是刑法解释论生成与解释规则设计的出发点。刑法解释应当坚持以形式解释与主观解释为基础、辅之以实质解释与客观解释的目标定位。刑法的司法解释即刑法适用解释,应当是法官主导、控辩两造参与、结合具体案件的司法裁判与刑法适用、以刑事判例为载体的个案适用性解释。最高法院应当改变发布规范性、抽象性释文的习惯做法,探索通过直接制作和间接确认刑事判例的双重路径进行适用解释。刑法适用解释应当以文义解释为原则、以论理解释为补充,按照先文义解释、后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并最终诉诸于合宪解释的方法与顺序展开。     

论宪法发展与刑法进步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依据。但宪法发展与刑法进步之间存在互动关系。1982年至今,我国现行《宪法》历经30年的发展,在理念、制度和规范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指引、带动了刑法的进步。未来,我国应在宪法发展的指引下,提升刑法理念,促进刑法的宪法化、宪法的刑法化和刑法的法典化。     

判例制度在中国的前景——重构我国的刑法判例制度

世界法制发展史表明,在两大法系相互借鉴、日趋融合的过程中刑法判例,是与刑事诉讼法判例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即那些能解决刑事实体法规范适用问题的判例的价值受到普遍的认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我国的刑事法制现代化不能忽视刑法判例的世界发展趋势。在我国的刑法判例研究与适用中断近半个世纪之后,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我国刑事诉讼机制的运行实现了公正与效率双重价值;而刑法典的修订,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弥补了我国刑法典人权保障机能的缺陷。“两法”的修订,明确了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方向。     

两大法系刑法判例法渊地位与拘束力之比较

一、两大法系刑法判例法渊地位之比较（一）英美法系刑法判例的法渊地位。英美法系刑法判例的法渊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在英国普通法形成和发展的早期,刑法判例是当时英国刑法唯一的法渊,有关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切问题都是在刑法判例中确定下来的。即使在18世纪以后,英国制定法大量出现,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刑法判例的法渊地位。在实现刑法功能的过程中,刑法判例仍然担负着巨大的使命、困为受法律传统的影响,法官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从刑法判例中寻找依据。在美国,尽管由于独立后随即而来的法典化运动的影响,刑事制定法在…     

刍议刑事判例制度

刑事判例是指最高审判机关或者上级审判机关对同级或者下级审判机关在对刑事案件适用刑法过程中所形成的有效判决进行识别、整理、汇编而形成的对同级或者下级审判机关在办理同类案件时具有事实上、业务上、制度上普遍约束力的指导、借鉴、援用和解释法律作用的范例。刑事判例的产生、运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系统就是刑事判例制度,包括判例的识别、适用判例的原则、规则和方法、判例集的汇编、公布以及援用等。该制度对刑法和司法解释的不足起弥补作用并且是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途径。它依托制定法,除没有法源外具有判例法的其他特点。     

刑法渊源、规范性刑法解释与刑事判例

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主要受三种法律模式的影响:一是中国古代成文法,二是以日本和德国为蓝本的中国近代立法,三是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由此形成了单一的制定法法律渊源体系。相应地,刑法成文立法之外,判例不是我国刑法的渊源,而规范性刑法解释,[1]即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在刑事法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刑法渊源为切入点,在考察规范性刑法解释和刑事判例在我国刑法渊源中的地位之后,对规范性刑法解释与刑事判例在我国刑事法制统一之道中的未来取向进     

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对实用主义法律解释观的论证

在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之争中,学界往往把立法原意、法律客观意思、折衷说之争和形式解释论、实质解释论之争混为一谈。事实上,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涉及目标的定位,后者涉及解释的限度。从刑法解释和类推的本质上来看,类推禁止实际上是一个内在于类推的问题,而刑法解释或许应该采取一种结果导向的实用主义立场。只要还是法官在进行司法活动,他就一直在解释刑法。承认法官的能动性给我们带来的好处首先就是能促使我们努力提高法官的素质,因为开放的类型需要高素质的法官去把握;其次就是可以促使科学的判例制度的建立,让法官得以从判例中把握类型、解释刑法。     

刑事判例制度的内涵与设想

一、判例的基本内涵 关于刑事判例的效力问题，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判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有某些司法解释（如最高司法解释）的普遍效力，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某一具体案件所作的裁定或判决，也不等同于最高司法解释。一种意见认为，刑事判例是具有独立权威性的法律渊源，其效力低于制定法，与司法解释处于同一地位。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刑事判例是对成文刑法的司法解释，是一种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的司法解释，实践中还应是具有造法功能和普遍约束力的个案性刑事司法解释。理由如下；（１）既然刑事判例是一种司法解…     

论我国刑事判例制度建立之可行性——兼论我国建立判例制度之初步探究

随着传统的两大法系的互相融合以及"混合法"的发展,许多学者乃至司法实践着呼吁建立我国的刑事判例制度,与成文法互补。本文通过分析刑事判例制度的含义、价值、局限性和我国建立刑事判例制度之可行性,探讨了我国建立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论刑法的渊源

王韬周建春摘要本文探讨了宪法、行政法律法规、国际条约、司法解释、判例的法源性问题,认为刑法渊源理论对解释罪刑法定法理和刑法解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指出应提高刑事判例的地位,强化其强制性效力。     

我国刑法解释与刑法目的的实现

目的是法的创造者,刑法的目的应当是刑法实施、刑法适用和刑法解释的基准和目标。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关键的重组和转型期,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犯罪特征,弥补刑法的滞后性、僵硬性,大量涉及方方面面的刑法解释成为了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大特点。刑法解释一方面解决了一些现实问题、填补了一些法律空白,但另一方面,也在罪刑法定的法律（人权）原则和实现有效犯罪化的社会需求之间、司法的严格性和判决的可接受性之间造成了紧张。这些矛盾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例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在这种困境下,重新确认刑法的目对于刑法解释的指导关系,有利于规范刑法解释活动,确保罪刑法定原则,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中找到合理平衡。     

从首例“男男强奸案”司法裁判看刑法解释的保守性

我国首例"男男强奸案"的司法判决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值得刑法解释论予以深入检讨。"文本原意"应当获得刑法解释论的充分确认,并将其作为入罪解释时不可逾越的刚性底线,以有效杜绝司法上犯罪化现象。刑法解释论上,"法律漏洞"可以划分为"真正的法律漏洞"与"非真正的法律漏洞"、犯罪化功能性的法律漏洞与非犯罪化功能性的法律漏洞。在现代刑事政策理念下考量真正的法律漏洞时应注意区分其政策功能属性,犯罪化功能性的法律漏洞不准许通过刑法解释加以司法填补,而非犯罪化功能性的法律漏洞则可以进行刑事政策考量并准许通过刑法解释加以司法填补。承认、发现刑法漏洞尤其是真正的刑法立法漏洞,然后通过修订完善刑法立法以填补刑法立法漏洞,而不是通过刑法解释技术来对刑法漏洞进行司法填补,是实现良法之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刑法解释的保守性所内含的基本立场。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的意义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我国存在着两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刑法解释体系:刑法有权解释体系和刑法适用解释体系。刑法适用解释对定罪量刑有着更加现实和重要的意义。刑事政策是刑法定罪量刑的基础。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其内容都必须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     

善待罪刑法定——以我国刑法第三条之检讨为切入点

本文通过对刑法第3条的功能障碍的揭示,描述了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在使罪刑法定主义法典化的过程中的努力与缺陷;通过对具有形式违法性但无实质违法性的行为的处理,勾勒出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在使罪刑法定主义现实化的过程中的进路及不足;通过对罪刑法定的人权保障功能尤其其出罪解释机能的发掘,软化了罪刑法定主义在中国的“法典化”和“现实化”过程中的僵硬和断裂,以最终实现为罪刑法定主义正名。     

新中国刑法的演变

建国近60年来,我国刑法从无到有,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以刑事司法活动的依据为标准大体上分为"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原则为指导的政策刑法、规定有类推制度的1979年刑法典的法制刑法和以"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三大原则为标志的法治刑法转型等几个阶段.     

刑法完不成的任务——治理非法集资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制度困境

治理非法集资的刑事司法实践活动反映了我国当下金融刑法规范的诸多不足,具体表现为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同时还存在着对正常民间融资活动扩大打击面的倾向.法律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表明,金融刑法规范的不完善归根结底是由于基础性金融法律制度的欠缺而导致的,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刑法制度完善的问题了.为此...     

刑事司法之用在于穷其义理——评张建《刑事司法与前沿理论》

《刑事司法与前沿理论》是一部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著作。讨论的问题多为刑事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关于刑法褒义价值取向和贬义价值取向的观点的提出，有助于刑法基础概念的廓清。将人权化与“人性司法”理念的结合，体现了一种政策的核心要求。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以及物质补偿的评价，应当结合法的价值和社会效果综合分析。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刑事解释必须坚持合法性与法律适应性的有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