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法腐败

立法腐败是立法中的“设租”行为。立法腐败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损害了人民政权的合法性,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要通过构筑违宪审查制度；实行开门立法,建立民众参与机制；推行立法回避制度,建构遏制立法腐败的程序性屏障；放宽新闻审查制度,加强新闻媒体对国家立法活动的宣传和监督等途径预防和治理立法腐败。     

腐败产生的制度分析及治理措施

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尤为突出。由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存在,组织就成为经济系统的必然存在,腐败产生的基础是组织治理结构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因此,如何进行制度创新,提高委托代理链的监督效率是治理腐败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政治域腐败的重新界定,对我国出现的腐败现象提出了新的评价标准,并对治理腐败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政社分开的逻辑进路

政社分开改革意在从源头切断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利益链条,然而在某些地方政社分开改革后却出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谋腐败和社会组织滥用职权腐败等新的问题。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成为政社分开中迫切需要化解的重要课题。随着政社分开改革的推进,各项改革法规和政策中腐败治理措施相继出台,但是由于腐败的错综复杂环境以及与各领域高度关联性,使得法规政策制定名目繁多,却出现"制度重复""制度冲突""制度无力"等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现实困境。因此扭转这种困境的路径就是分步化解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软肋,综合考虑各项政策法规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效支撑,以及全面深化政社分开中涉及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重要改革,从而构建政社分开与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科学体系。     

坚持创新 把好关口 探索遏制权力腐败的途径

目前由于体制上的弊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行为主体的个人素质、行为主体职务的可利用性以及外部因素对行为主体的不良诱惑等都是产生或诱发腐败的原因。治理腐败,必须从治理权力腐败入手,通过制度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积极探索遏制权力腐败的新路子。     

大数据技术在腐败防治机制中的应用

腐败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具有免疫功能的腐败防预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保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腐败防治乃至腐败免疫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本文在分析大数据技术的基础上,针对传统的反腐败策略主要关注事后惩处而对事前预防关注不多的问题,结合数据挖掘理论对惩治腐败、预防腐败、腐败免疫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构建了基于大数据腐败防治机制,运用大数据系统的创新理论体系,给出了束缚权力的基于大数据的腐败防治方案。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美国隐性腐败的治理

隐性腐败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顽疾，具有隐蔽性深、欺骗性强等特点。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美国在预防和治理隐性腐败方面建立了积极有效的制度，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中美两国隐性腐败的成因具有共性，这为中国借鉴美国经验提供了技术性支持。为治理隐性腐败，中国需要建立公权和私权的割裂机制，加强思想教育，规范公务人员的道德行为，推行财产公示制度等。     

基于免疫系统理论的国家审计治理腐败路径研究

国家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监督力量,具备治理腐败的法制基础。依据免疫系统理论,从预防腐败、揭示腐败和抵御腐败层面,探究国家审计治理腐败机理。国家审计治理腐败尚存在腐败形势依然严峻、查处腐败难度加大等趋势,应当强化预防功能的体制机制建设、深化揭露腐败功能的组织建设、提升抵御腐败功能的协同配合建设,以提升国家审计治理腐败效用。     

高校领导干部腐败现状及其治理策略

我国有两千多所高等院校,两百多万教职员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庞大社会群体。近些年来,高校领导干部腐败案件易发、多发,并呈现涉腐干部位高权重、数量和金额不断增大、腐败呈群体化倾向、学术腐败较为隐性、腐败渗透到各层次大学等特点和趋势,应当引起高度重视。预防和治理高校领导干部腐败问题,应当着力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高校权力运行机制和学术评价机制,建立重大事项公开制度和廉政风险制度,加强高校防腐专项巡视工作。     

新时代背景下村干部腐败的生成及治理

文章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村干部腐败状况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当下村官腐败情况,将村干部腐败类型分为经济类腐败、政治类腐败和道德类腐败,进一步指出腐败的生成机制主要源于四个方面:人身依附关系破坏了乡村政治生态、家族意识主导下的乡村治理为腐败埋下隐患、利己主义至上成为村干部腐败诱因、监督体系不健全为腐败滋生提供沃土。通过对村干部腐败类型和生成机制的探究,指出依托“互联网+”加强村干部监督、推行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共同治村、地方政府为村干部设置专门公职岗位是当下治理村干部腐败的有效路径。     

“预惩协同型”腐败治理机制之建构——基于法国《萨潘二号法》的比较视角

腐败治理机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种措施、手段和方法的总和。法国出台《萨潘二号法》着力“强化惩治措施、创新预防方式”，推进反腐主体权力的协同运行，再次升级腐败治理机制。此次改革，法国以完善威慑与剥夺效应、强化发现与追惩能力为核心不断发展腐败惩治机制，以反腐败合规制度为代表勇于创新预防机制，形成贯通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一体化、层次化和体系化的积极治理立法范例。在我国监察和司法体制改革重叠的历史背景下，倡导腐败积极治理主义理念，科学借鉴成功经验，应严密刑事法网、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改善“不敢腐”的惩治机制；应明确组织实体预防责任、探索监察机关合规监督程序，优化“不能腐、不想腐”的预防机制。     

论社会建党视野中的根治腐败

从社会建党的角度看待腐败,实质上是关注了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关注的是党内腐败给党自身造成的巨大危害,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从社会建党的角度看待腐败蔓延的根源和机制,主要是关注党的权力与社会的关系,关注腐败向全社会蔓延过程中的权力扭曲现象,关注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制衡机制。以社会建党为遏制腐败的根本对策,就是把遏制和根治腐败放到党的整个建设中去进行,放到党的社会革命时代的基本路线的规范下进行,并对反腐防腐有一个社会性的制度和机制,文明而又科学的制度安排、思想建设和道德规范。     

从经济人假设的视角论当代中国的隐性腐败

当代中国的隐性腐败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全面改革战略的深入推进必然要求我们在治理隐性腐败方面有所作为。借助于经济人假设的视角可以发现,当代中国隐性腐败与人性中的自利和理性密不可分。因此,隐性腐败的治理必须从经济人假设入手,摆脱传统的运动式治理方式,通过制度预防、法律惩治、权力监督等措施,形成隐性腐败治理的新常态。     

反对腐败,从严治党

本文从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高度 ,论述了腐败的特征 ,腐败产生的阶级和社会根源 ;要认清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 ,坚持标本兼治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加大治本工作力度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充分认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性,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紧迫感 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省纪委十次全会要求,要充分认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采取得力措施,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制度上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更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 (一)加大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力度是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体制、机制和制度上的不健全、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要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     

体制化的腐败与反腐败

腐败的体制化意味着腐败已具有了系统性的特征.因此,借助于系统理论,可将目前的体制化腐败分为群体性腐败、自生性腐败和蔓延性腐败.各种腐败再分别进行环境改造、功能恢复、角色区分的不同治理措施.但腐败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困难还是来自于社会,如国家的控制力量、社会分层现象、官民关系等.     

完善预防和治理腐败制度体系的思考

预防和治理腐败,重点在抓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于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全过程。更新反腐败制度建设的理念,注重制度的系统性,坚持创新性,探索反腐制度运作的新机制,全面发挥反腐制度的系统功能。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美国隐性腐败治理与借鉴

腐败，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制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顽疾。相对于传统的显性腐败，隐性腐败具有隐蔽性深、腐蚀性大、欺骗性强、渗透性烈、手段灵活及危害渐显等特点。在当代社会，美国在治理隐性腐败的制度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卓有成效。鉴于隐性腐败的共性，美国的做法对我国预防和治理隐性腐败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集体腐败及其产生的原因

腐败现象本质上是权力的蜕变,是权力在行使职能过程中的一种非正常行为。当前腐败现象的新特征是集体腐败。集体腐败既是腐败的一种重要类型,又是腐败的一个总体特点。由于集体腐败是一种集体行为,其规模大,组织化程度高,因此,它的危害性更强,治理难度更大。分析集体腐败现象产生原因的特殊性,将使治理集体腐败的措施更具针对性,从而达到彻底治理集体腐败的目的。     

对国有企业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的思考

我国国有企业旧的体制、旧的制度已经打破,新的机制、新的制度还不够完善。体制、机制、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不仅增加了企业科学管理、规范管理的难度,而且也成为企业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只有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企业组织、管理制度及制度的执行监督机制,国有企业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县委书记权力腐败:典型特征、诱发因素及其治理之道

权力腐败是一种客观现象。从具体个案的分析视角分析权力腐败问题,能对某一腐败现象作出更为细致入微的解剖。县委书记权力腐败在整个权力腐败问题域中具有突出典型性。数据表明,县委书记权力腐败因其所处岗位的特殊性而呈现出不同特征。从领域看,多面向并存,"三重一大"尤为突出;从形式看,窝案串案增多,腐败共同体逐渐显现;从规模看,贪腐数额、谋取私利巨大。县委书记权力腐败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诱致的结果,绝不是某个单一因素所致。其中,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制约导致的权力失控与潜规则盛行、熟人政治而形成的生态异化是两大诱发因素。这说明,对县委书记权力腐败实施有效治理,关键是在重视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抓好"科学配权、规范用权、有效监权、严惩滥权、生态引权"这五大实践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