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强制:"秩序行政"通往"服务行政"的行为模式选择

传统行政管理将“秩序行政”、“管制行政”视为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并认定“强制性”为一般行政行为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这一似乎天经地义的诠释,现已因无法回应社会的需求而愈发陷入窘境。伴随公民社会的逐步成长,政府行使职能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地采用带有契约、指导、协商、奖励等具有私法性质的非强制性手段来服务公众、管理社会,非强制行政管理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相关认定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3款对"被诉行政机关"、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人数、"应当出庭"、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被诉行政机关委托的人选、"相应的工作人员"等问题缺乏明确规定,不便实践操作。据相关法律规定,"被诉行政机关"应认定为实施了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出庭人数可规定为1名。条文中的"应当出庭",应据案件情形,或认定为强制性规定,或视为倡导性规定。认定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正当理由,除了认可不可抗力的因素外,还应顾及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事由。被诉行政机关所委托的人选,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是律师或其他诉讼代理人。认定"相应的工作人员",既要从身份上考量,也要从工作的相关性上考量。     

民政部相关司局答读者问

正一、行业协会商会会费收取标准和程序有哪些规定?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行业协会商会应按照法律法规和自身章程要求,合理、自主确定会费标准和档次,并明确会员享有的基本服务,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会费标准须经会员(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未按规定程序制定或修改会费标准的,一律不得收取会费。对已脱钩和直接登记的行业协会商会确定的会费标准,行政机关不得通过行政手段强制要求调整。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利用分支(代表)机构多头收取会费,不得采取"收费返成"等方式吸收会员、     

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认定、处理和对策

违法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表现为程序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实体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两个方面。要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 ,应依据现行行政法律规范以及行政基本价值和原则来进行。在认定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后 ,可根据其违法程度分确认违法、确认无效与得撤销等层次予以处理。通过完善立法、深化机构改革、强化监督、奖惩和走公务员职业化道路等方法 ,最终达到控制、减少直至消除行政违法现象。     

行政裁量的规范影响因素——以行政惯例与公共政策为中心

从行政裁量的整个法律适用过程看,任何裁量决定的作出都要以具体个案的"事实情节"为前提,并充分考量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体系",是事实认定和规范适用相结合的综合过程。在行政主体所考量的规范因素中,除了"法律规范"的成文法渊源外,行政惯例、公共政策等非成文法渊源对裁量决定的作出亦往往起到直接的制约作用,也是影响行政裁量的重要规范因素。     

行政认定在打击经济犯罪中的法律地位

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认定,作出行政处罚,如认定市场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已明显超出行政违法的处罚范围,就应该考虑其是否已涉嫌刑事犯罪,并移交给公安机关。此时,行政机关的行政认定对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至关重要。应当从保持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协调统一,实现行政认定证据的合法转化,建立健全公安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机制等三个方面来提升行政认定在打击经济犯罪中的法律地位。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是指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不得再行取证或不得擅自取证,否则在涉诉后其自行收集的证据将被认定为无效证据或瑕疵证据的证据规则。之所以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这一证据规则,除了取决于行政程序法上的“先取证,后裁决”规则外,还因为行政诉讼中的原被告一般都处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地位,其本身所处地位具有不平等性,如果允许被告在诉讼中可以自行补充证据,“一会助长行政机关不负责任草率处理问题的作风;二是个别行政机关为了不败诉,带着框框取证,甚至行使行政权力采取诱供等非法手段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红顶中介”摘帽需防藕断丝连

<正>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借用行政资源乱摊派、乱收费,被人们称为"红顶中介"。如今,"红顶中介"摘帽的时候到了。7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提出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今年下半年将选择100个左右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开始第一批试点。"红顶中介"与公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红顶中介"能耐可谓强大,打着政府的旗号在行政审批之外又拦起一个个门槛,让由     

比较与借鉴:论恐怖主义犯罪追诉中的恐怖组织认定

恐怖组织认定是各国反恐实践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影响恐怖主义刑事打击的准确性和法律效果。在恐怖组织认定上,各国主要有司法认定和行政认定两种模式。前者具备诉讼的基本构造,既是"身份"的确认也是刑事制裁的法律依据,但存在滞后性;后者具有单向性、主动性和集中性的特点,但在权利保障上似有不足。我国的反恐斗争中也需要科学合理地认定恐怖组织,但目前的相关立法和操作存在诸多问题,对反恐效果产生不利影响。2011年10月24日,《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审议通过,明确了行政认定中的很多问题。然而,从程序完善的角度讲,未来的反恐立法应当借鉴域外经验,充分汲取两种模式之长,在立足我国反恐实际的基础上,采取程序衔接的策略对认定程序进行完善。     

我国行政价值体系的嬗变与趋势探析

在行政实践层面,行政价值体系的的改变将会引新的行政改革。本文依据"了解行政价值体系"——"分析历次行政改革情况"——"探索行政价值发展趋势"这一思路来对我国行政价值体系的嬗变及其核心价值的递演进行分析,并指出了我国行政价值体系发展的方向。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研究

诉前程序是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必经程序,对监督行政机关、分流诉讼压力有着重要作用,体现了检察机关所具有的司法谦抑性及检察权对行政权的尊重。随着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从试点转向全面实施,诉前程序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目前诉前程序存在统一强制适用缺乏合理性、"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标准认定不明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进行区分适用,多方面增强检察建议的实质性效力以及简化诉前检察建议的内容、明确"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认定标准。     

“红顶中介“该摘帽了

<正>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方案提出,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今年下半年将选择100个左右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开始第一批试点。行业协会商会是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中介,是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这些中介机构一旦戴上"帽子",摇身一变成"红顶中介",其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行政审批的"拦路虎",滋生腐败的温床。"戴市场的     

公安行政不作为探析

近年来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违法的案件呈上升趋势。在行政不作为的认定问题上存在一些错误理解和模糊认识,对行政不作为构成要件的研究有助于广大公安民警的正确认识,进而在实践中减少和避免行政不作为违法案件的发生。     

非征收拆迁补偿协议效力认定的司法裁判及反思

因征收拆迁实施程序的复杂性以及启动条件的苛刻性,我国房屋拆迁逐渐形成了协议拆迁与征收拆迁并存的二元路径。协议拆迁过程中签订的"非征补协议"宜认定为行政协议。对协议拆迁过程中签订的"非征补协议"的司法审查,不应以违反征收程序而一概认定为违法,应坚持行政协议的双阶审查标准,对"非征补协议"的合法性及合约性进行全面审查。     

浅谈中国行业协会的特色发展--兼谈保安行业协会的发展之路

行业协会是指由单一行业的竞争者所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其目的在于促进提高该行业中的产品销售和雇佣方面提供多变性援助服务。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相当一部分的行业协会都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或官方背景,最典型的外部标志就是,许多这样的行业协会都有行业的或行政单位的背景,有的是与一个政府部门相对口,有的就是挂靠在某一个拥有行政权力的单位;一些行业协会仍然承担着某些行政性的职能,从而成为一种准行政组织,特别是在机构改革之后成立的一些行业协会,更是如此;还有一些行业协会每年仍得到一定数量的政府拨款,尽管数量已经微乎其微。对于这…     

行政传唤的法律性质

行政传唤的法律性质不能整体类型化为行政强制措施.行政传唤不是广义行政强制措施中的行政强制执行,而且书面传唤、口头传唤与强制传唤在强制程度,法定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可以借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认定行政传唤中只有强制传唤具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属性,以利于相关法律实务问题的解决.     

行政滥诉之殇——熊某系列案评析

出现在行政领域的滥诉被称之为行政滥诉。学界对行政滥诉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如何认定行政滥诉、行政滥诉的形态如何、行政滥诉有何特征、为何出现行政滥诉以及面对滥诉采取何种措施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理性思考离不开"个案"的观察,熊某系列案反映了我国亟待对行政滥诉进行明确和厘定,亦反映了各方必须努力解决行政滥诉这一新问题。     

中办国办发文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正>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7月8日对外发布方案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加强综合监管和党建工作,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成为依法设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     

论价值功能视阈下我国驰名商标行政认定制度

近年来颇受非议的驰名商标行政认定制度,被学者们归结为我国驰名商标认定制度异化与驰名商标价值功能异化的根源所在,遂主张予以废除。然而该制度长期以来鼓励企业培育知名品牌的价值功能却不容小觑,将之完全废除未免有失公允。不妨将该制度纳入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名商品"的保护框架下,建立著名商标的行政认证制度,从而将鼓励创造知名品牌的功能,从现有驰名商标制度中剥离出来,以纠正我国驰名商标认定制度的缺陷。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以银行行为为视角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需要进行理论重构,现有的对恶意透支的构成要件的解释,以持卡人为中心,而忽视了信用卡交易的另一个主体银行,对其应当进行限缩解释。银行在信用卡交易中的一些民事行为,对持卡人的权益会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足以影响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认定原则"有救济无刑法"。银行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一些履行行政义务的行为,对持卡人的权益也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会影响恶意透支行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认定原则"被害人过错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