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班牙反恐策略为鉴完善我国的反恐对策

西班牙在打击以埃塔为代表的恐怖组织过程中,运用刑事和行政立法、刑事司法及执行、设立反恐法庭、建立反恐部队、完善受害者赔偿制度、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打击跨国恐怖主义犯罪等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国应当参考西班牙的反恐政策,在完善我国反恐立法的前提下,依法打击恐怖分子及其背后的势力;建立反恐武装力量,加大反恐信息工作的收集力度;注重涉恐罪犯的改造工作和人权保障;在武力打击、情报收集、经济金融等领域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反恐合作,同时寻求国际社会对我国反恐事业的支持。     

从当前反恐模式看中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

当今国际社会的反恐实践主要存在"战争模式"和"诉讼机制治理模式"两种应对方式,中国的反恐形势严峻,通过刑事程序机制处理恐怖主义犯罪是必然选择。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践中程序法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凸显,设立特别程序规范应对恐怖主义犯罪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总体而言,反恐刑事程序立法应当坚持趋同与差异的对立统一、务实与前瞻的有机结合、继承与创新的内在衔接、应对危机的现实压力与法治原则的理性对接。     

论反恐怖立法中的警察权

"9.11"事件后,各国的反恐怖立法思维与技术路径具有一致性。反恐怖立法中警察权的强化,主要表现在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认定权、反恐怖工作组织与协调权、反恐怖的紧急处置权、反恐怖的特别侦查权等方面。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认定模式有三种,即司法认定、行政认定和混合认定。警察机关作为国家强力部门,在反恐怖斗争中处于主体地位,需要赋予其在反恐怖斗争中有权组织协调相关的反恐力量,还需要配置恐怖案件性质认定权、反恐怖行动的区域划定权、法律管制权等特别处置权。各国赋予了警察的特别侦查权以应对恐怖犯罪,主要包括预防性拘留、拉网式搜索、信息管控、延时拘留以及搜查、逮捕、窃听权扩大等内容。     

论反恐刑事特别程序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是反对恐怖主义犯罪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简称,是指专门适用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是依法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也是各国在反恐立法与实践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惩治恐怖主义犯罪需要适用不同于普通刑事程序的特别程序.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的价值取向是安全优先兼顾自由.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各国通行的执法制度设计和各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规则.它的特别之处在国外的反恐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体现得很明显,尤其是在反恐特别侦查措施、刑事特别强制措施等方面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构建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有理论依据--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优先、不可克减之权利、在强化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达成平衡.如何平衡强制性的反恐措施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是反恐刑事特别程序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对这个矛盾进行适当的平衡是许多国家反恐立法的一个核心思想.构建我国反恐刑事特别程序应充分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同时,应该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反恐法》中的境外反恐问题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头号安全问题。恐怖主义犯罪不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还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带来了恶劣影响。为此,我国颁布了《反恐怖主义法》以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其中,境外反恐成为一大亮点。境外反恐具有多方面的必要性。当前,我国在境外反恐上存在反恐合法性、管辖权、恐怖主义犯罪认定与程序、证据交换、境外侦查与引渡等现实难题。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新型反恐刑事司法合作机制,完善国内立法与司法,以及加强与他国反恐合作等方式予以解决。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初探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是指专门适用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其立法模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反恐刑事程序立法技术、经验,背景、习惯,体系及价值取向等内容,而且是一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有助于维持本国法律体系的稳定;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恐怖主义犯罪:理论界定与应对策略

恐怖主义犯罪定义上的诸多分歧,意味着对该犯罪定义的难度,也决定着需要寻找新的问题解决之道.要素分析法不仅可以表征恐怖主义犯罪之形式,而且反映了恐怖主义犯罪的本质,因而是一种可取的定义模式.立足于要素分析法,恐怖主义犯罪就是一种以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为主体实施的、旨在制造恐惧或恐怖气氛的各种犯罪的简称.而要合理应对恐怖主义犯罪,中国需要坚持“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并完善反恐方面的刑事立法.     

刑事政策视域下反恐怖法律体系的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了系统的反恐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视角审视我国反恐怖法律体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能够凸显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基本立场,贯彻国际合作的原则,落实源头治理的刑事政策目的,体现综合施策的刑事政策手段。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先发制敌、保持主动在刑事立法中过分解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法治化发展不均衡,系统治理的法治化观念不强。反恐怖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进一步转变理念,推进程序立法,强化人权保障;明确概念,强化实施,重视反恐怖主义的地方立法;优化体系,加强衔接,发挥法治反恐的合力。     

论“淫秽”认定中的法律困境及其突围

"淫秽"认定涉及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现有法律固然存在的不足造成执法中某些困扰,或者立法未能反映新技术对这一问题的影响,需要完善立法以适应之。但就认定"淫秽"的实体标准而言,从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看,都未能解决这一难题,这实际也是难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在实体标准尽可能完善的情况下,用程序来终结争议似乎是最后的手段,也是"淫秽"概念这一"未完全理论化协议"(Incompletely Theorized Agreements)的合理情状和现实选择。     

论后劳教时代的刑事立法完善

在后劳教时代,亟需填补劳教制度废止后留下的制裁空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二元"模式是取代刑法+劳教制度+治安管理处罚法"三元"模式的理想选择。但如何完善刑事立法,存在制定《轻犯罪法》、《违法行为矫治法》抑或融入现行刑法等不同的观点。而且,只有实体法上的作为远远不够,还需要程序法上的准备,程序分流、刑事速裁以及前科封存制度是后劳教时代刑事立法的必然选择。     

英美反恐羁押模式比较及启示

羁押是侦查机关采取的对嫌疑人人身权利约束最严重的手段,同时由于其具有的人身控制性也成为各国面对严重犯罪采用率较高的强制措施之一。恐怖主义犯罪在严重性、急迫性、危害性等方面与普通犯罪不可同日而语。各国为了有效反恐纷纷创设和改良羁押模式,羁押措施的程序控制成为亟需研究和解决的课题。美国从"法律真空"到有限审查、英国的无限羁押和控制令制度是反恐背景下羁押制度改革的典型。两种模式在法律基础、程序的刚性程度、对待基本人权的态度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同时在普遍强调公民身份、推崇行政权力等方面表现出一致性。我国未来的反恐羁押制度必须汲取两国经验,坚持人权保障的底线标准。     

论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

"9·11"之后,各国在反恐侦查中普遍采用情报主导的模式,但反恐情报在发挥侦查效用的同时,却在诉讼证明中遇到了程序障碍。情报的秘密性与程序的公开性之间的矛盾困扰反恐诉讼实践。加拿大的"侦查听证"和"开示法官"制度、法国的侦查法官模式、英国的秘密听证和特别律师制度等都力图解决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但也存在程序的单向性、秘密性、封闭性,证据效力缺乏合理限制等问题。中国的反恐实践也同样面临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未来应当借鉴英国的特别律师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在确保被告人基本辩护权利的前提下发挥情报的证据效力。     

行政紧急程序初论

在应对紧急状态时,行政机关的权力运行遵循紧急程序成为必须。行政紧急程序是一种非常程序,具有独特的特征,然而并非法外程序,有其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各国关于行政紧急程序的立法分统一立法和分散立法两种模式。我国行政紧急程序制度应当在克服原有程序缺失、单一、专断的缺陷,权衡公开、公正、效率等因素基础上,加以合理建构。     

医疗纠纷的刑事立法分析

医疗纠纷是由医患双方对诊疗护理结果及其原因的认定存在分歧而引发的纠纷,通常表现为患方质疑医方诊疗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我国医疗纠纷的刑事立法几乎是以医疗事故罪为基础而构建的。就医疗事故罪而言,其罪与非罪的认定存在"医疗行为论"、"信赖原则"和"医疗水准论"等分界理论的限制性判断,司法实践应充分认识到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审慎并积极认定医务人员和患者及其亲属的犯罪与刑事责任。刑事立法是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根据,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应注重加强刑事立法的完善。     

反恐武力使用若干问题探讨

传统的反恐策略只是国家武力的延续,事实证明并不适应世界各地反恐的严峻局势。后拉登时期,全球恐怖行动明显又有了变化:恐怖主义传播渠道拓宽、恐怖组织表现形态多样、恐怖暴力不断升级、恐怖分子不再自认其责。针对现实中的这些问题,反恐武力使用的前提应该是与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恐怖组织的认定、恐怖行动的演变相匹配;在武力使用的选择上不宜尽用或简化的"战争论",或单纯的"侦查观",或传统的"防范法";对于国际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可以借鉴美式制裁、俄式打击、英式预警等方法,进行反恐合作;对于国内的恐怖主义,则要把法律武器、反恐机制、武装力量和反恐策略高度整合,使其发挥最大效能。     

我国工伤救济制度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我国工伤救济制度实行"双轨制",采取行政权为主导的工伤认定模式,立法上不统一导致法律适用产生歧义,且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低,存在工伤救济程序繁琐和冗长,工伤救济被异化,"私了"现象严重,工伤认定标准不统一,便于用人单位逃避责任,工伤超期申请现象大量存在等问题。重新架构我国工伤救济制度,不仅在主法层面存在必要性、紧迫性,而且在理论层面也存在可能性、现实性。建议工伤救济程序实行"单轨制",有条件赋予法院直接认定工伤的权力,进一步完善工伤救济配套制度和工伤待遇先行支付制度。     

行政授权立法的正当性困局及解决之道

行政授权立法产生伊始,由于其自身先天的缺陷加之各国体制的局限,始终没能走出正当性的困境,为此世界各国通过制度设计围绕行政授权立法进行法律控制。中国行政授权立法体制长久以来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需要加强对其进行立法监督和司法监督,扩大公众监督范围;同时,还要修改《立法法》相关条款,以完善我国行政授权立法体制。     

完善我国行政回避制度的理性思考

行政回避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推行的一项程序制度,从现代意义上讲,它是行政法领域中一种重要的程序控权机制,具有特定的实践价值。由于传统"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以及我国程序法制建设相对落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行政回避制度无论是在制度建设上还是在具体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缺陷,对我国现行行政回避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迫在眉睫。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科学认定,是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实施该规则的关键。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在实体构成与程序保障等方面尚存在诸多缺陷和弊端。合理重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应从其实体构成与程序保障两大方面着力。     

中国跨境反恐的路径选择研究

随着世界全球化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恐怖组织对我国海外利益及人员安全造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多,我国境外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我国跨境反恐路径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跨境反恐的成效。只有综合考量政治、法律、战术等问题,进一步构建反恐力量体系,完善我国反恐法律体系,细化反恐战术行动,才能有效维护国家海外利益免受恐怖活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