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社会组织：日本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及经验启示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是我国社区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组织结构性缺位与治理功能欠缺已成为制约其有效协同社区治理的主要瓶颈。日本社区营造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从开启到发展及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从日本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来看，政府提供“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加强非营利组织培育发展以及促进市民参与等是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重要保障。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基本经验是注重对非营利组织赋能，并使其成为社区营造的主体力量。“新公共性”理念、《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以及“协动政策”是日本培育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主要经验。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及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亟须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社区公益创投与社区基金会政策创新，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与资源保障。     

基于城市治理中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及市民关系思考

21世纪的中国迫切需要城市管理模式的创新,即在参与式发展新范式的指引下建立"多中心"的城市治理模式--包括政府、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市民等利益相关体在内的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合作的治理模式.本文从探讨这种治理模式中政府、非营利组织及市民的关系创新入手,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等构想.     

治理主体意识:现代社会治理的技术基础

现代社会治理相对于传统统治模式或传统社会管理方式而言,其最核心的特质乃是公共权力主体多元化,政府和政府以外的各种社会力量均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但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未必是合格的治理主体。有资格的主体要成长为合格的主体,其关键前提是该主体已经确立治理主体意识,这一意识包括三个层面:现代责任意识、现代理性意识、现代操作意识。现代操作意识是现代理性意识的基础,现代理性意识是现代责任意识的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如何让公民和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生成主体意识,治理主体意识并非自动生成,其最终确立需要坚持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共同推进的策略。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我国非营利组织治理机制的构建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促进了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其所倡导的二元企业所有观和多边的治理结构适应了企业社会责任、外部性内部化的企业以及社会变革的需要.非营利组织是基于社会志愿行为而创设的组织类型,其组织宗旨、组织特征和组织机制的特殊性是和利益相关者的理论主张不谋而合的.为此,可以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支撑,分别从建构治理主体、整合治理过程、创建评估机制来建构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机制.     

从人性解放看政府治理

政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公民要积极参与政府治理。当前,我国政府治理还存在政府管理缺位、越位、权责不清等诸多问题。要正确认识政府治理的本质特征,树立全新治理理念;提高公务员的综合素质;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注重政府内部文化环境及实地调查的建设;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     

从人性解放看政府治理

政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公民要积极参与政府治理。当前,我国政府治理还存在政府管理缺位、越位、权责不清等诸多问题。要正确认识政府治理的本质特征,树立全新治理理念;提高公务员的综合素质;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注重政府内部文化环境及实地调查的建设;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四大挑战

<正>孙艳华刘湘辉在2014年8月20日《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农村社会治理不仅是农村的问题,更关乎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践。只有对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给予足够的重视、关注与应对,才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之路。实现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挑战。具体到农村社会治理而言,其治理主体必然包括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等。目前,农村社会治理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来看,正处于单一化的困境与多元化的尴尬之中。因此,必须坚持系统治理,促进市场力量在农村社会     

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分析——基于有限政府的视角

当前,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经常陷入政府越位、政府缺位、选择性治理以及碎片化创新的角色误区。这种误区的出现,根本上在于全能政府惯性的作用,政府大包大揽公共事务。基于有限政府的视角,只有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权力和责任清单、强化问责制度、发挥乡村社会组织作用以及实现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整体性治理,才能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换的现实路径

当前,以政府作为唯一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陷入了明显的治理困境,因而迫切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的模式转换,即从政府行政管控走向多元合作治理,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然而目前实现这一模式转换尚存在诸多障碍:政府管控思维难以转变,公众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公民参与水平较低等。因此,必须尽快转变政府治理思维方式,畅通公众诉求表达渠道,拓宽社会组织自治空间,加快公民社会建设步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非政府组织角色研究——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

治理理论强调政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共治,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组织载体。非政府组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体系的当然构成,因着保护主客体双方特点的契合而在保护中显示着独特的优越性。善治理念要求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公民个人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并主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体系内部各主体之间正和博弈模型的建构。     

中国非营利组织成长机制分析——自主治理的视角

自主治理是非营利组织顺利实现自身公益性目标的前提条件 ,也是实现非营利组织整体良性成长的重要环节。二十余年来 ,在社会转型和日益开放的现实下 ,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其自主治理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由于先天后天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治理能力在当前仍然呈现出比较薄弱的状态 ,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及相关配套措施寻求解决。     

社区治理中的“新行政化”问题及其超越

伴随当前社区自治的兴起，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与分权预期相背离的“新行政化”倾向，并表现出潜在化、项目化、间接化和结果导向等不同以往的典型特征。究其根源，“新行政化”问题的产生与计划经济时代行政体制的遗存，政府主导性的过度转移，社区治理评估的标准缺位等因素密切相关。“新行政化”问题的存在已经对社区治理成效，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以及居民社区意识的培养产生了消极影响。而通过真正转变治理理念，正确定位各参与主体的关系，协商建立治理规则，将成为超越“新行政化”问题的关键举措。     

网络化治理：公共管理现代发展的新趋势

网络化治理理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它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石,并在中西政府的管理实践中得到了运用。网络化治理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分析工具,更是一种挑战传统政府制度的治理模式,代表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深刻变迁。但是,由于管理由非营利组织组成的网络和管理政府公务员是明显不同的,因此,网络化治理还面临一定的风险与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有效选择管理策略,提高网络化治理的水平。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一字之差,差在哪儿?最大差别之一就是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基本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在这个模式下,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呢?换句话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在哪里?第一,多元治理主体的培育,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北京清河社区的实验,最大问题是社会没有活力,老百姓不愿意参与     

论社区警务与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这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更为广泛的力量。对社区警务而言,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仍在整个网络内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多元治理模式与NGO角色复位

NGO通常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志愿性的社会组织。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并在80年代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发展。但遗憾的是,在我国NGO的发展却仍然处于启蒙阶段,而且面临诸多至少是暂时难于摆脱的困境,当然也因此而蕴藏着实现跨越性发展的机遇。进入新千年后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频频爆发的危机,尤其是公共卫生危机越来越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要实现现代社会良性的多元治理,就必须形成主体多元化的公共治理模式,而构建这一模式的关键即在于NGO能否成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     

我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发展趋势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由于传统治理理念的影响,我国形成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间的依附合作关系。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应是合作的关系,但为促使公共服务提供者提高效率而应引入竞争和半市场机制,从而使得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一种竞争性的合作。     

警务社会化路径之非营利组织的可行性探析

警务的目的是供给安全的社会秩序。警务社会化是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为提高公安机关安全供给效率的未来警务变革的趋势。非营利组织成为警务社会化的路径之一,不仅顺应了政府治理理念变革的要求,而且可以推进警务社会化的进程;非营利组织成为警务社会化的路径之一,是因为非营利组织具有预防社会犯罪、调节社会纠纷、减少社会矛盾等多方面的社会效用,与警务安全社会秩序供给的目的具有较高的吻合度;非营利组织成为警务社会化的路径之一,是在社会问题增多和警力不足的现实困境中,公安机关创新安全秩序供给方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