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从立法与实践的角度分别探讨

新刑法典颁行以来 ,若干新增罪名的罪过问题一度成为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现在 ,聚讼于此者虽已不多 ,但问题并未解决。关于这些罪名罪过形式的认定直接关系到传统罪过理论和罪过立法的合理性、存续性问题。本文虽只论及滥用职权罪 ,但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却对解决前述问题具有普遍适用性。在文中 ,笔者提出对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实行严格认定 ,即当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行为持故意 ,但对结果是放任还是轻信过失难以认定时 ,将其主观方面直接认定为故意 ,这种做法既能有效维护我国罪过立法的协调一致 ,又符合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     

刑事立法效益原则的经济性解读

刑事立法主体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投入一定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设置刑法规范,使该规范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以期达到其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可能的社会和平与和谐的目的。刑事立法活动中的效益取向,是立法理念的嬗变与进步,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法本身的正当性要求。刑事立法活动的经济性因素具有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和可节省性。刑事立法对效益原则的遵循,其价值体现在社会、经济和法律等关系到立法本质的宏观层面。     

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及启示

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是其教育理论发展和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原则和追求目标,其中体现出的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自然主义的价值取向、平等的价值取向与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对我国今天的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立法刍议

随着综合治理的深入,综合治理立法已经成为当前急切需要的问题。这里谈些拙见便于综合治理立法工作时进行研究。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总的说,综合治理立法的必要性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1、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需要凭借法律的强制性.当前综合治理实践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性构建

不同历史阶段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不同,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便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标尺,它继承、发展并吸收了人类历史上有共同追求并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包括传统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及体现时代精神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证人作证问题新解

证人作证问题是民事诉讼的基本问题,也是民事诉讼言辞中心主义的关键所在.关于证人拒绝作证其实是个价值衡量的问题,在涉及案件事实与其他价值冲突时是否一味追求真实,如何处理也值得探讨.证人拒绝作证不是因为其本身有什么特权,而是因为其负有对相关人的保密义务(如医生对病人负有保密义务),所以准确地说应该叫证人拒绝作证的义务.     

价值取向与解释的选择

法律解释活动中,法官选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会带来不同的解释结果,但法官对解释方法的选用不是任意的,法官的选择受自身价值取向的支配。法律解释中存在价值取向是由一系列的原因决定的,而且价值取向对法律解释活动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法官需要做的是依据价值取向对法律的意义进行选择,实现个案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一。     

新闻监督与司法审判的冲突与平衡

新闻监督对司法审判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又在价值取向、程序和效益追求上与司法审判产生冲突。新闻监督的不规范状态和审判体制的滞后性是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应当在制度上构建两者之间的平衡,在完善审判制度的同时,尽快对新闻活动立法,规范新闻监督。     

新闻监督与司法审判的冲突与平衡

新闻监督对司法审判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又在价值取向、程序和效益追求上与司法审判产生冲突。新闻监督的不规范状态和审判体制的滞后性是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应当在制度上构建两者之间的平衡,在完善审判制度的同时,尽快对新闻活动立法,规范新闻监督。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改革刍议

简易程序以其程序简便,审结案件快捷,诉讼成本低廉为基本特色,对于简繁分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有关立法的舛漏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的混乱和自行其是,最终导致在某种程序上偏离了公正和效益这两大基本的诉讼价值目标.在进行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改革时,在立法价值上,要以追求效益为主,兼顾公正;在立法目的上,实现司法活动的大众化;在司法组织上,应设立专门的简易程序法庭;在诉讼活动中,应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试论法治的价值追求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法治本身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而且包括着一种价值追求。法治的价值追求的实现，依赖良好的立法，要求法的制定要符合正义、平等、自由、人权的价值取向；要求执法官员具有良好的法的价值修养并正确地做出法的价值选择；要求树立法律的权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要求进行法治观念的改革，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对大学教学改革取向的哲学思考

任何一项社会实践活动,都要受到哲学思潮、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价值体系的制约,都有个价值取向的问题.价值取向引领着社会活动的走向、制约与影响着社会活动的结果.大学教学改革作为一项微观领域的社会实践活动,无疑应重视其价值取向问题.然而,目前学界对诸如大学教学改革取向的影响因素、取向状况等一些基本问题尚缺乏应有的关注,不仅相关研究数量少,而且研究的理论品质也不高,这与当下轰轰烈烈的大学教学改革行动极不相称.因此,对此类问题进行研讨,就显得有一定意义了.     

经济立法误区评判

一、立法价值目标误区主判 所谓立法的价值目标,即立法者在进行法条设计时,期望实现或追求的目标。这是自古以来法哲学家们孜孜探讨的严肃课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立法活动也是一种交易行为,立法者要核算交易成本,唯有以最小的立法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产出,才是最优的立法。随着法律文化国际交流的增强,这种法律经济学的理念逐渐引入我国并在经济法学界成为一种时尚。然而,立法者对“成本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的片面理解正将我国经济     

清代刑事人证的制度与实践

清代立法中关于人证制度的规定有限制证人资格与赋予证人免证权的内容,立法的目的在于维护传统的家族伦理、社会等级秩序及发现案件真实.实践中的证人作证与立法规定有一定的差距,表现为立法的限制多为实践所突破.原因在于立法要维护的伦理价值在实践中让位于司法官员追求的发现真实的价值.立法与实践对于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平衡并不一致.     

论公安派出所的执法人性化

执法人性化有其丰富的人性内涵,它既是人与法的和谐统一,也是法治追求长远社会效益为价值取向的有效手段,在执法人性化活动中,还须正确认识几个关系。要实现公安派出所的执法人性化,须从立法的人性化、执法人性化的意识、行为规范、执法监督以及执法文化的塑造等方面进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执法文明。     

“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论处”的立法机理探析——兼论刑事立法中的立法推定

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罪定罪处刑在立法机理上不属转化犯的立法例,而是立法推定。其价值取向在于,通过立法过程中的推定实现司法过程中的便宜和统一。与此类似的立法推定还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     

警察执法与特定主体人权保护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警察执法权与人权的关系,并不是单向支配关系,二者是对立统一的.新时代特定主体人权主要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精神病人.目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仍存在着执法价值取向混乱、执法程序不严密和警察执法监督机制缺位等侵犯人权的现象,应当通过树立人权保护的执法理念、完善立法、健全公安执法监督体制等途径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道德建设的市场取向与社会取向

现阶段道德建设中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取向,即市场取向与社会取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市场取向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他的伦理实质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但是市场取向也有他的局限性.而道德建设的社会取向作为一种非市场取向,(1)提升市场取向的价值追求,(2)弥补市场取向的价值缺陷,(3)作用于市场价值领域之外.社会取向的最主要内容是"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原则,还包括共产主义道德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等.在现实中,两种取向在指导道德建设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不是必然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顺利进行要求通过整合实现两种取向的契合.     

重刑化与刑事法制价值取向略议

重刑化问题在司法实践、学者论述和立法上都有表现,近代刑事法制发展总体趋势和我国刑事法制建设价值取向的趋势是轻刑化、非刑化,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重刑化思想与这种价值取向背道而驰.重刑化与"从重从快"严打方针有根本区别,前者是一种非法行为,而后者要依法进行.     

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为民——一个凌架于最高标准之上的标准

司法为民是最高法院提出的运作和衡量司法活动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值得质疑的是它并不是从司法程序的内部结构、规律与立法的精神方面考虑问题。司法为民只能是司法公正的下位概念,即在一般的国家集体公共利益与百姓利益发生对立时,在司法公正缺乏法律和理论依据时,以为民的价值倾向作为公正的标准,并以此设计制度和具体操作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