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耻感”文化的伦理考究

中日两国的文化都属于"耻感"文化,日本曾借鉴了许多中国的文明。然而,今天中日两国却各有各的文化特色,各有各的民族特征,中国的"耻感"文化集成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将"耻感"与个人的内在相结合,日本则因为强调"礼忠"而限制了"耻感"文化的发展。     

中日两国青年"轻工"倾向的比较与启示

中日两国青年"轻工"倾向均给两国工业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但"轻工"倾向对中国工业的冲击和负面影响更大,使我国难以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根本性转变.为此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以增强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职业对中国青年的吸引力,从根本上遏制"轻工"倾向.     

中国耻感文化对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为信仰的启示

黑格尔认为,道德意志是一个辨证的完整的概念,只有在对善和恶的扬弃即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道德良心,从而确立真正的道德信仰。因此,作为对善的愉悦的体验的"荣感"以及对恶的痛苦体验的"耻感"就成为道德意志形成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当前,我国的道德教育中,往往强调注重正面教育环节("荣感"的教育)而忽视负面教育环节("耻感"教育),道德教育耻感环节的缺失,不利于个体道德信仰的确立。中国古代先贤特别重视"耻感"在道德信仰确立中的作用,并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仰确立的"耻感"文化。研究和借鉴"耻感"以及中国"耻感"文化,从个体自我肯定评价活动(荣感)与个体自我否定评价活动(耻感)的辨证统一中能完整地理解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信仰确立的评价论机制。     

从日本现代化看中日文化的差异

中日两国古文化有很大相似性,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引进中国儒学文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内核与外缘文化差异导致的对儒学理解与运用结果的不同以及自我意识、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与适应世界形势能力的差异,造成了中日两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冲击"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日本把握住了世界发展大势而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中国却至今仍未完成全面现代化的使命.面对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如何把握这次契机,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使之为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服务,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将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中日两国现代化之比较研究——从文化角度分析

中日两国虽一衣带水,现代化却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文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日本一直被认为处于"汉字文化圈"内,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但中日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两国不同的儒学文化在推进两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加之日本独特的文化教育培养的国民无形中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日本古代教育的特点

日本古代教育根源于中国,而且儒学在中日两国的古代教育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中日两国在教育思想、理念以及教育方式、学习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造成了中日两国古代教育的巨大差异.通过对比中日两国的古代教育,可以看出日本古代教育的一些鲜明特点.     

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变迁

二战之后,日本社会以及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念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两国国内状况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日本人的主流中国观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由于相对封闭导致对中国的神秘感、出于战争反思对中国的赎罪感、甚至对战后中国发展的崇拜感;第二个时期,表现为对中国的一种同情感,并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因而出现了中日关系一个所谓"蜜月期";第三个时期,存留不多的亲近感,加之威胁感和恐惧感,甚至还有部分厌恶感。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新一轮的改善过程中,只要两国能够携手合作,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两国国民的彼此观感也会改善,日本人同中国也有希望变得更加亲近。     

中国"官太太"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官太太"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结构性条件.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和不平等的社会事实彼此强化,限制了女性通过正常途径获得自我满足和价值实现的机会,使女性在与社会结构的权衡中作为行动者扮演了一些非正式角色.家国同构、家族主义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家长制的行政组织为"官太太"这一特殊角色成为社会现象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官太太"实质是人情式社会联结的中间人、权钱式社会交换的媒介.     

中日教育产业关联与波及特点比较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表对中国、日本教育的产业关联与产业波及特性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中国教育对GDP的贡献份额低于日本,说明中国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没有日本的高;中日两国各产业对教育的依赖程度都非常低,这是两国教育为企业提供市场型教育服务较少的缘故;中日教育都属于中间投入小、附加值高的产业,且中国教育对各产业的依赖程度高于日本,反映了中国教育对其上游产业的总体带动能力远远高于日本;中日教育受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小,这与两国教育为企业提供教育服务较少有关。中国教育的影响力明显高于感应度,因此,中国有必要实行主动发展教育的模式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中日两国“家”文化的差异看中国现代家族企业的走向

中日两国的"家"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从中日家族财产继承制度入手,分析其不同的历史原因和发展模式,以及不同的财产继承方式给家族企业继承带来的影响,说明中国家族企业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进行本土化改造.     

用"三个代表"思想科学评价党的80年历史

用"三个代表"思想审视党的80年历史,无论是执政之前的革命时期,还是执政以后的建设时期,党之所以能够从曲折转向顺利,从失败走向成功,其主要原因是随着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党对"三个代表"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有了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能够代表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各部分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各部分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制度文化,即新民主主义先进制度文化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制度文化,从而把革命和建设引向了胜利.     

论耻感文化的道德教育价值

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文化资源。我国耻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是做人的标准，也是道德教育、道德养成和建成道德社会的基础。耻感是一种积极的道德情感，它是道德自律的内在根据，亦是道德义务、责任、良心的特殊存在方式。耻感独具的内外兼修特性使它成为道德内化的重要环节。吸收耻感文化精华，树立正确的耻感观念，抓好耻感环境建设，对当代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沿边型"近代化模式与"近代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对"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再讨论

10年前,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四种类型,笔者提出了"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概念.10年之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仍然呈现出区域性的不平衡,对该问题进行再讨论的学术条件依然存在.经过反思,我们认识到"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论证,概念和内涵的界定也不成熟,存在诸多缺失和困惑.应将地域的"边疆"型和族群的"少数民族"型近代化进行区分.地域的"边疆型"是指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可以将其界定为"沿边型"近代化模式,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四种类型;族群的"少数民族"型是指"近代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属于"沿边型"近代化模式的重要内容.主要讨论近代化潮流影响下沿边地区各少数民族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国家认同等.     

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探微

社会舆论的生成与发展有规律可循、有模式可考.日本学者伊藤阳一根据日本的社会特征和媒介生态提出的"三极模式"理论,是日本社会舆论的重要参照系.以"三极模式"为框架,以日本主流媒体热点报道为线索,剖析日本的信息传播格局及其对日本社会舆论的影响,对于思考对日传播的施力点和关键点不无裨益.     

资讯

王毅9月10日,王毅 抵达东京履任。日本媒体认为中 国派遣现任副外长担任驻日大使, 表明中国政府对日本外交的重视。 而中国媒体却期待有"日本通"之 称、又长期主管亚洲事务的王毅 这次"临危受命",能够以高超的 外交技巧,结束中日两国摩擦不 断、首脑互访中断的僵局。     

族群舞蹈的文化记忆与功能转移的文化分析——以苗族民间"鼓舞"为例

苗族"鼓舞"是黔东南部分苗族村寨举行祭祖、祈求、驱逐等仪式时的一种形式栽体,由于它具有观赏性和娱乐性,民族文化旅游的经济活动中,"鼓舞"也开始变成一种文化资本和商业演出.这种功能的转换从内部改变了"鼓舞"的文化性质.在提倡文化发展和文化保护这两种现实的情况下,关注和理解民族文化事象的文化变迁是有意义邋的和必要的.     

"家国同构"的家国之理

"家"是儒家学说的逻辑起点,也是传统中国人"修身"的物理与心理栖息所,人性、伦理和德行的养育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具有试图打通"心理""伦理"与"治理"的鲜明特质。推进具有中国品格、中国气象乃至世界担当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亟待化解"家国矛盾",塑造"家国合力"。     

陈昊苏会长率团访问日本

应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邀请，陈昊苏会长率对外友协代表团于7月2日至7日访问日本东京、新渴等地。代表团拜访了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日方组委会委员长、日本经团联会长御手洗富士夫，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辻井乔及新渴县知事泉田裕彦等日本各界人士，就巩固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加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     

"大同"思想的历史维度

中外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它得以建立和实施的文化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选择了经济体制,要转变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文化反思.孤立地看,"大同"思想描绘了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但如果把它放在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具体环境中进行多侧面的相关分析,就可以获得若干耐人寻味的发现.首先,"大同"思想的形成使先秦时期崇尚和谐的社会理念发生根本的流变;其次,在一定意义上,"大同"思想是"内圣外王"观念的催生剂;再次,"大同"思想为官府控制市场的体制安排提供了合乎逻辑的选择;最后,"大同"思想影响了西汉以后经济改革的路径选择.     

身体力行"三个代表",开创新世纪贵州民族工作新局面

学习"三个代表"思想,落实到民族工作中,要把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