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归纳与探讨

国家政权建设最早来源于对西欧现代国家建构等一系列现代化现象的经验提炼和总结,后被中国学者用于分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及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将国家政权建设看作一个过程,探讨这一过程的动机、方式、微观行动者,及其中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的基层政权,可以将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分为四个视角: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治理结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民自治、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政权、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精英。四个视角基本可以涵盖目前关于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的基本领域和范畴,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黑恶势力与当代中国的基层政权

当前 ,黑恶势力与基层政权之间主要有三种关系类型 :对抗、渗透、重合。黑恶组织与基层政权关系的演进为其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随着两者关系的不断整合 ,黑恶势力从基层政权中所分割、共享和独占的资源日益增多 ,其对基层政权的侵害不断深入 ,即从蚕食基层政权的社会基础到最后对基层政权的完全取代。基层政权是整个国家权力大厦的基石 ,应当清醒认识到当前黑恶势力对基层政权的危害 ,在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同时 ,必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从“枫桥经验”到“八郑规程”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农村从自身发展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创新之路.“枫桥经验”和“八郑规程”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两者的共性表现在:增强了乡村主体的民主意识,加强了基层政权的服务理念,形成了社会治理的认同模式,体现了公共认同的现代乡村治理新机制.对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积极开展乡村社会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民国时期乡村绅权嬗变的区域性研究——以苏南为中心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士绅阶层蜕变为多元化的异质群体,士绅的权力也随之产生变化：基于传统身份的文化权威道德教化功能开始减弱,一部分士绅通过进入国家科层体制实现了组织化,绅权与基层政权合流,另一部分士绅进入工商界成为绅商,他们凭借其在兴办实业中取得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乡村社会中重要的影响者。     

基层政权的上访治理——从权力缺失、上访转型与治理策略互动的角度出发

目前,村庄发生原子化的现象,以前的长老统治和礼治秩序不复存在。同时,乡镇政权性质发生改变,从以前的"汲取型"政权变为当前的"悬浮型"政权。这些凸显了目前基层政权所存在的"权力缺失"现象,即在基层政权缺乏基础性权力、权力的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另外,上述问题也凸显了当下上访的结构变迁,从"维权型"上访变为"谋利型"上访,从"依法上访"变为"以法上访"。这种权力缺失与上访的结构转型导致了上访治理策略的非常规化。在上访治理中,基层政权开始使用各种策略替代权力进行上访治理,上访治理成为一种"权力的私性运作";同时,基层政权也开始使用策略对现有权力进行"最大化",利用村庄资源与话语,重构自身在村庄中的制度性能力与权力的权威性资源,为上访治理进行铺垫。权力缺失、上访转型同上访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目前的上访治理不能仅仅围绕治理本身,而应该重建国家在村庄中的存在,重建基层政权的基础性权力,同时,打破权力话语,重建基层政权的权威性资源,以应对目前的上访大潮。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遭遇：一个文化的视角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不能从想象中的国家概念出发进行一系列理论的推演,而首先应当进入国家与民间社会碰撞的具体场域中去真正地理解“国家”。事实上,在乡土社会中,国家权力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而是弥散在乡村文化之中。一方面,乡村社会的文化规则建构了权力运行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实践状态中又不断地从地方文化规则中寻求价值援引和意义象征。而这种权力实践又因为权力客体的能动作用而进一步凸显出地方文化和国家权力运行之间互动、交融的复杂格局。也正是对国家和民间社会本体论的重新认识,为我们理解民族国家在现实乡村社会中的真实存在提供了可能。     

新时代我国基层政权建设的实践难题及路径选择

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整个国家政权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各项工作的重要落脚点。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建设存在的实践难题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基层政权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基层政权公共性与自利性的冲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有待理顺、基层政权与人民群众关系发生变化。而要科学解决基层政权建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理顺基层政权的财权与事权关系,重构基层政权的公共性,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构建新型和谐政民关系。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征地过程中的乡镇政权与乡村精英——兼论“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构

文章基于在陕西某村所做的土地征用调查,通过对乡镇干部和乡村精英在农地征用过程中行为的观察,提出了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视角.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在这个过程中,乡镇干部和乡村精英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一方面进行着利益的共谋,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策略进行利益博弈.这一切重构了基层政权的角色性质和国家--社会的关系.     

破解我国当代乡村治理困境的文化路径

我国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内生权力失衡的困境,破解此困境的出路在于发挥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文中将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文化路径,具体包括关注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衔接、因势利导乡村宗族组织以及加强乡村文化与乡村经济的融合。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北大核心CSSCI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乡镇改革:乡镇制度的重建——基于基层政权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视角

政权建设逻辑和乡镇所处的独特场域决定了乡镇改革是以县、乡、村治理体制衔接为出发点,围绕增强乡镇政权的合法性与提高乡镇政权运作的有效性而展开的制度重建。提高乡镇政权的合法性,需要扩展乡镇政权的民意基础,改变乡镇政权的单一行政授权来源,建立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于一体的利益格局,从体制上确保乡镇政权既能维护乡村社会利益又能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提高乡镇政权运作的有效性,建立为农服务的服务型政权,最根本的是在对政府、社会与市场进行合理的职能分工和权力重组的基础上提高乡镇政权的行政调控能力。     

论刑事强制措施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

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刑事强制措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公民权利既需要国家权力的保护,又难免遭受不正当权力的侵害,因此需要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在刑事强制措施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多体现在违法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上。文章从刑事强制措施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冲突的表现形式出发,试图寻找解决冲突的方法,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乡镇人大工作亟需加强

乡镇人大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最基层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加强乡镇人大建设,充分发挥其作用,是活跃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促进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途径。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公民身份是政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历史悠久的概念，它具有普遍的吸引力，我们可以使用公民身份来为自己的政策主张提供辩护。农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权力体系延伸至乡村的终端，它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出现了弱化现象，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威胁，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公民身份意识的缺失，本文主要是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浅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与乡村社会政治发展

本文从土地制度着手 ,从人地关系、农民与集体的关系、乡村社会的权力权威格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等方面 ,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与乡村社会政治发展之间关系 ,认为土地制度对乡村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时有起伏 ,但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 ,它对乡村社会政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中国乡绅研究述评——基于国内外主要著作的考察

乡绅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结构中的真正主导者,这一社会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调节器作用,并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内外学界长期致力于乡绅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学者们不同时段研究的侧重点入手,探求其研究特点、不足和趋势,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乡绅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