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框架之下构建我国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的思考

为了消除国际贸易中不合理、不必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BT与SPS协定应运而生。WTO在鼓励成员方采纳国际标准,或是在科学根据的前提之下制定高于国际标准的同时,WTO/TBT、SPS协议对各国技术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采取了一系列约束性规定。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善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对于我国开拓海外市场,促进出口,以及提高国内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利益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在广泛借鉴并认真研究WTO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     

保障措施中的国内产业问题

保障措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中的一个例外制度,为各成员方提供了在特定情况下免除协定下义务的条件、程序和后果。保障措施的目的就是在推进成员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同时兼顾成员方的经济主权,即通过协调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给成员方适度背离义务的宽容,使成员方能够在必要时可以适度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     

TRIPS协定下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的政府义务

TRIPS协定第39.3条为成员方政府设置了保护药品试验数据义务的最低标准,成员方在遵循基本义务的前提下,在药品数据保护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中仍有一定的灵活度和自由空间,不同成员方可以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无论从履行国际义务的层面,还是从促进我国制药产业的创新与发展的角度来说,药品试验数据保护都是政府需要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应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下,结合我国行业发展情况的实际,研究制定进一步的实施细则。     

WTO国民待遇原则在《TBT协定》适用中的新发展

由于《TBT协定》中缺少类似《GATT1994》第20条的一般例外规定,因此上诉机构对该协定第2条第1款国民待遇原则“不低于待遇”要求的判定适用了合法监管区分例外标准,以维护成员方的监管自主权.根据该标准,如果技术法规对进口产品造成的不利影响完全源于合法监管区分,那么该法规就不构成对“不低于待遇”要求的违反.然而,合法监管区分例外标准能否真正保障成员方的监管自主权值得怀疑,因为该标准不但本身存在模糊和矛盾之处,其与《GATT1994》第3条第4款和第20条的适用法理也不尽相同,从而会导致成员方就同一事项在不同条款下享有不同监管自主空间.我国宜在今后TBT案件的参与策略和技术法规的制定两方面着手应对合法监管区分例外标准.     

入世后我国行政立法的新动向

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的一个成员方。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WTO条第款的规定:“每一成员应当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且该条第164款明确要求“不得对本协定的任何条款提出保留”。5①作为成员方,我国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全面的履行国际条约下的义务。该义务体现在行政立法②方面即为创制、规定与贸易有关的行政法规必须与规则保持一致。本文主WTO要介绍了规则对我国行政立法提出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笔者对于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行政立法工作应该如WTO何适应新要求,面对新挑战,提出了一些相应的看法。     

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与机构

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 WTO协定第3条第1款规定:WTO应为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的执行、管理、运作和进一步目标的实现提供方便,并对多边贸易协定的执行、管理和运作提供框架。 必须指出,WTO协定及其多边贸易协定,从法律性质上讲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调整的是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而不是商人的具体贸易行为,这不仅涉及到各成员方贸易政策中有关进出口产品的关税税收、卫生检疫措施、贸易技术壁垒、原产地规则、进口许可证程序等各方面的关系,而且包括服务贸易、投资措施、知识产权保护     

《SPS协定》对非政府机构规制的探究

WTO由于直接涉及食品安全、人类及动植物之生命和健康而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第13条专门对非政府机构进行了规制.不同于以往只有成员方政府受WTO多边贸易机制的约束,强制性的非政府机构制定、采用或实施的SPS措施受直接约束,非强制性的非政府机构制定、采用或实施的SPS措施受间接约束.当前随着非政府机构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作用的日益凸显,我国在外贸实践中可以通过非政府机构如行业协会或商会实施的SPS措施,合理规避WTO成员方政府的相关义务.     

WTO贸易报复机制的实施——以利益集团理论为视角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贸易报复机制是WTO最具特色、最具创造性的部分,该机制以法律手段保障裁决或建议的执行,其主要目的是"促使违反义务的成员方遵守WTO义务",国内利益集团有动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国内利益集团通过向政府或政府机构提出他们的利益要求从而影响国家贸易政策的制定;通过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从而达到实施报复措施的目的,进而促成败诉方尽快全面地履行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纠正或取消其违规措施以符合WTO的规定。     

论DSB对《反倾销协定》解释的边界--《反倾销协定》第17.6(ii)条评析

WTO《反倾销协定》一方面对各成员方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从程序和实体上均设置了限制条件;另一方面又以第17.6(ii)条限制了争端解决机构(DSB)审查反倾销贸易争端时法律解释的权限,即DSB应尊重反倾销当局对协定进行的“可允许性”解释,这表明该协定对反倾销措施的矛盾态度。然而,在争端解决实践中,DSB屡屡突破这一限制。这种突破一方面有利于贸易自由化法律精神的弘扬;另一方面又与国家经济主权相冲突。从中国国家利益立场出发,似应支持DSB的现有立场。     

WTO汇率机制的困境及其解决思路

WTO框架下的现行外汇机制排除了世贸组织(WTO)对缔约方之间汇率争端的管辖权。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的过于原则以及对成员方义务的软约束,不同国家间的汇率争端处于无法在国际法层面解决而诉诸政治方式解决的困境中。将影响贸易平衡的汇率问题纳入WTO框架解决具有足够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为了摆脱汇率争端所面临的困境,应尽快确立WTO对汇率问题的管辖权,并在程序与实体上对WTO规则进行修订与完善。     

WTO法律体制下国民待遇原则适用标准之我见

国民待遇是规定外国人法律地位的国际法原则,在世贸组织(WTO)的各项贸易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是核心原则,遵守国民待遇原则是世贸组织各成员方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世贸组织(WTO)体制下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标准是衡量成员方的行为是否完全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履行国际义务的标准。我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有义务按照世贸组织(WTO)体制下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标准履行国际义务。但是,在我国国际贸易实践中,有人提出存在着“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的问题,学术界也出现了“超国民待遇”、“平等待遇”和“次国民待遇”的争论,认为我国国际贸易活动中不应采取“超国民待遇”或者“次国民待遇”的适用标准。但是根据世贸组织协定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其适用标准有着特定内涵,就是给予外国的人、产品、投资以及服务和其提供者的待遇不低于本国的同类贸易对象。这一原则表明,国民待遇原则可以是平等待遇也可以是差别待遇。我国在实施国民待遇原则时,究竟是采用平等待遇,还是差别待遇,还是兼而有之,应该根据世贸组织协定国民待遇原则的要求,从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既不违反国际义务,又适合我国贸易发展状况,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标准。     

论我国在WTO中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法律保障(下)

二、清理、制定国内法规，为中国的WTO中获取利益提供法律依据。成员方如何具体运用WTO规则是一个国家能否在WTO中获益的关键。下边我们将在分析WTO协定特点的基础上去探讨中国入世后如何在法律上保障WTO规则的适用。对于条约在缔约国如何实施的问题，现行国际法并无统一的规则，而是由各国自行决定。WTO也并没有规定各成员应以何种国内措施履行协议义务，各成员可以采取与其传统和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方式实施协议。尽管如此，而随着WTO的建立，其协定的实施已呈现出一种从“条约”到“制度”的演变趋势。另外WTO的管辖范围也在不断…     

《SPS协定》中“等效”条款的最新解释及我国的对策

《SPS协定》因直接涉及食品安全、人类及动植物之生命和健康,目前有沦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的倾向。由于《SPS协定》第4条的“等效”条款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甚至模糊性,导致了各成员方在实际适用该条款时显得无所适从或对该条款的解释莫衷一是,从而减损了该条款的价值。《SPS协定》第4条“等效”条款应追求“求同存异”的价值取向。与传统的“执行国际统一标准”的国际协调途径相比较,“等效”更能反映贸易双方在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时所要达到的适当保护水平,更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也可据此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卫生安全体系,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适当保护标准;加强我国有关卫生行政许可制度的建设,提高卫生检测技术水平。     

GATT1994第20条的权利性质分析——对WTO上诉机构相关裁决的思考

GATT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的核心是,豁免成员方为保护人类生命健康以及保护可用竭资源等目的而采取违反WTO规则或其所作承诺的贸易限制措施,在WTO体制尚无具体环境规则的情形下,该条款是WTO成员方可资援引以实现环境保护目的的重要协定条款。但根据WTO上诉机构的裁决,在出口税方面,中国政府却无权引用"一般例外"条款,这在WTO成员中绝无仅有,其后果十分严重。在现代国际法中,GATT第20条保护的人权、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权以及可持续发展权均是主权国家应享有的固有权利,是国际法赋予国家的固有权利,同时也是主权国家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绝不可因WTO成员方明示或暗示、直接或间接、单方或协议的方式而被放弃。WTO上诉机构认定,中国因《加入议定书》第11.3条未明确规定引入GATT1994或"一般例外"就丧失了援引"一般例外"条款的豁免权利,这样的结论与国际法的理论和最新实践可谓背道而驰。     

全球金融服务自由化与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以《服务贸易总协定》和《金融服务协定》为中心的一系列金融服务多边规则的达成 ,创造性地采用以最惠国待遇和承诺表为主轴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多边生成机制 ,使全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然而金融服务自由化的推行 ,并未禁止成员方基于审慎目的或特定的国内财政金融困难而实施必要的监管 ,关键在于如何摆正金融服务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 ,即应以推进金融服务自由化为主线 ,金融监管应服务于金融服务自由化目标 ,而不能成为金融服务自由化进程中的障碍。     

环境贸易措施在WTO法律框架内的合法性初探

环境贸易措施是一种为促进环境目标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自加入WTO以来,我国产品出口所遭遇到的环境贸易措施与日增多。通过梳理包括GATT1994、TBT协议、SPS协议在内的WTO法律规则和分析WTO争议解决机构裁定的涉及环境贸易措施的案例可以发现,在采纳生产方法/产品二分法的前提下,一项环境贸易措施对采用不同方法生产的"相同产品"进行区别对待将违反第3条国民待遇原则和第11条禁止进口限制,此时环境贸易措施的合法性取决于其是否落入GATT第20条(b)、(g)两款规定的一般例外;TBT协议下的技术法规需以第2条第4款规定之国际标准为基础方为合法,而SPS协议下的SPS措施需满足以第5条第1款规定之风险评估结论为基础方为合法,除非符合第7款之例外。虽然WTO裁定结果在个案中呈现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未来总的趋势仍是重视环保价值、限制单边措施。我国作为国际重要贸易成员应当积极推动WTO为环境贸易措施的合法性做出必要限制。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新要件:公共利益考量

鉴于当前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实体经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确保WTO自由贸易之精神,有必要将公共利益条款写进WTO《反倾销协定》。基于法理和竞争政策依据,反倾销时公共利益考量需要得到重视。加拿大和欧盟的相关立法为修改《反倾销协定》提供重要参考。《反倾销协定》应当明确将成员方对公共利益的考量义务化,但公共利益考量程序可以由国内法规定。     

数据本地化措施之国际投资协定合规性与中国因应

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正成为各国争议的焦点。出于保障国家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各国纷纷进行数据本地化立法,规制数据的存储、使用和流动。数据本地化措施给国际投资协定传统条款的适用带来冲击。鉴于数据具备财产属性,东道国的数据本地化立法应符合其加入的国际投资协定。在认定东道国的数据本地化措施是否违背其根据投资协定应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禁止征收的义务时,不可一概而论,应结合国际投资仲裁庭的相关裁判,区分数字企业所在经济部门,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实施路径和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程度,立法意在保护的价值及该价值在国内法中的体现等因素具体分析。中国在数据安全立法过程中,应关注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义务的一致性。     

WTO协定的国内实施问题

文章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协定的宗旨 ,是通过逐步减少和消除由成员方政府为保护本国产业而设置的关税和数量限制等贸易壁垒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多边贸易协定的基本功能 ,是约束成员方政府在国际监督下统一、公正、适当地使用协定所允许的国内保护手段。多边贸易协定的法律义务 ,主要依靠成员方政府的国内措施来实现。成员方政府在国内实施多边贸易协定的关键问题 ,是修正国内立法、实行透明度制度和确保实施的统一化。     

《政府采购协定》成员国次级中央实体出价规律与我国对策

随着谈判进程的推进,开出次级中央实体清单已是我国加入《政府采购协定》的核心话题。过往《政府采购协定》成员方在次级中央实体出价上已形成不同的模式,且采取高门槛起点价和符合本国经济实力的公共政策例外规定。我国在次级中央实体出价上应借鉴现有成员方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国情作出符合协议义务的出价:次级中央实体应定位于省级,具体承诺内容应据省情差异作不同出价,谈判方式上应采取复边谈判和分步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