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人工生殖的民法问题研究——兼谈台湾地区人工生殖立法新趋向

死后人工生殖打破知情同意法则,违反人工生殖目的,危及子女最佳利益.未来人工生殖立法应在满足生育自由的同时,尊重人性尊严,关怀后代福祗.建议严禁死后取精,严禁死后人工生殖.     

法制化途中的人工胚胎法律地位——日本法状况及其学说简评

日本法律上虽然规定了胚胎的定义,将其作为“人之生命萌芽”对待,但并没有规定人工胚胎的法律地位。判例法理上亦未涉及该问题。胚胎移植、研究及生殖辅助技术的规制,主要通过行政指导、学会的自主规制等“软法”的方式加以规制。医疗实践中则以知情同意的方式处理冷冻胚胎的保存和废弃。日本学者对人体胚胎法律地位的讨论并不充分,多将其纳入人体组成部分予以讨论,其集中在所有权客体还是人格权客体的争论上,但都认为应受到人之尊严的公序限制,这为未来关于人工胚胎的性质决定或行为规制提供了一定的方向。人类胚胎道德地位的尊重,也不应忽视胚胎保护与生殖领域其他法律问题的关系。     

论美国关于死后人工生殖的法律规制

随着现代生殖医学技术的发展,死后人工生殖已成为现实。在死后人工生殖的法律规制方面,美国走在了世界前列。死后人工生殖的前提是死后配子的支配问题,对此,生前取精和死后取精各有不同。死后人工生殖主要涉及家庭法、继承法、保险法等方面的法律问题,美国法院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各有不同。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的经验,有条件地许可死后人工生殖,并在相应的立法文件中有所体现。     

人工生殖技术下夫妻生育权的契合与冲突

人工生殖技术远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它的应用对人类生育方式、婚姻家庭观念、社会伦理道德、法律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自然生育中的夫妻生育权相比,人工生殖技术割裂了生育与性行为、血缘的直接必然联系,夫妻生育权的问题更为复杂和棘手。因此,夫妻双方的书面同意意义重大。夫妻书面同意的,生育权处于契合状态;未有书面同意的,构成对配偶生育权的侵犯,夫妻生育处于冲突状态。     

Harmony and Conflict of Couple's Reproductive Rights under Artificial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人工生殖技术远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它的应用对人类生育方式、婚姻家庭观念、社会伦理道德、法律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自然生育中的夫妻生育权相比,人工生殖技术割裂了生育与性行为、血缘的直接必然联系,夫妻生育权的问题更为复杂和棘手.因此,夫妻双方的书面同意意义重大.夫妻书面同意的,生育权处于契合状态;未有书面同意的,构成对配偶生育权的侵犯,夫妻生育处于冲突状态.     

台湾人工生殖立法研究

伴随着人工生殖技术在台湾的发展以及因此带来的岛内要求规范人工生殖技术衍生问题之呼声逐渐增多,台湾相继出台了一些有关人工生殖技术的规范性文件,并最终于2007年颁布了＂人工生殖法＂,使台湾人工生殖技术管制模式最终选择了立法控制。与我国大陆的人工生殖法的立法内容相比,台湾地区人工生殖法强调权益保障,重视风险规制,并集中了多种调整手段。我们应当借鉴台湾在人工生殖管理方面的先进立法经验,促使人工生殖法规尽早完善。     

论我国配偶权制度之完善

论我国配偶权制度之完善王丽萍配偶权，是配偶的权利的简称，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①属夫对妻和妻对夫的身份权，其内容包括基于婚姻的自然属性产生的权利，如同居权、生育权，以及基于婚姻的社会属性产生的权利，如忠实请求权、日常家事代理权、...     

中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权案

正夫妻二人因车祸死亡,双方家属为保"血脉"对簿公堂。2014年5月15日下午,全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权案在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了解,原告沈某之子与儿媳因自然生育存在困难,于2012年2月在南京市鼓楼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采用人工辅助生育技术繁育后代。     

死亡给付保险之被保险人的同意权研究——兼评我国《保险法》第56条第1、3款之疏漏及其补充

由第三人订立的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为防止道德危险、保护被保险人人格权以及尊重被保险人之自主决定权,须经被保险人之书面同意方能生效。在解释论上,为赋予被保险人完全之同意权,“书面同意”应统括“事前之允许”与“事后之承认”;作为死亡给付保险合同之特殊生效要件之一,“书面同意”并非取代保险利益原则,应采“同意主义”与“(保险)利益主义”之同时具备的双重生效标准;同意权应专属于被保险人本人,即使被保险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亦不得由其法定代理人代而为之;被保险人对其同意得随时撤销,撤销之效果视为投保人解除合同。我国《保险法》第56条第1、3款对被保险人同意权及其行使存在诸多疏漏,亟待修订与完善。     

被宣告死亡人再婚能否构成重婚罪问题研究

深入把握死亡宣告制度是认定被宣告死亡人再婚是否构成重婚罪之要核所在.本文认为法院作出死亡宣告后生存配偶缔结新的婚姻关系前,被宣告死亡人与其生存配偶之婚姻关系属相对消灭,仅赋予生存配偶之婚姻选择权,被宣告死亡人在此期间再婚的,原则上都构成重婚罪.     

论人工生殖子女父母身份之认定

传统民法中父母子女关系的建立,血缘与怀胎是母亲同时具备的要素,法律上兼以二者作为认定母子关系的指标。随着医学科技的发达,人工生殖技术使得血缘与怀胎间的相连性不再理所当然,不孕夫妻可以借用他人的精卵通过体内或体外受精,使妻孕育分娩子女,甚至可以将不孕夫妻的受精卵植入他人的子宫怀胎分娩,使得人类的繁衍可以在血缘之外的母体进行。生殖科技对现行法律制度提出了诸多挑战,人工生殖子女之父母身份的认定问题尤为突出。为避免因采用特殊规则形成人工生殖子女为特殊子女的不当认识,立法上应力求采用与自然生殖同样的父母认定标准确定人工授精子女的亲子关系,即依据出生事实确定谁是母亲,根据婚生推定及否认制度确定谁是父亲,丈夫的术前同意限制其对子女的婚生否认权的行使;立足于有限性开放代理孕母的观点,确定代孕子女的父母身份时,法律应突破传统的分娩者为母亲的观念,通过特殊立法规定遗传父母为代孕子女之法律父母。     

夫妻共有财产的单方处分问题

笔者在公证机构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多年．发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关权利登记部门，如房屋产权管理局、车管所、工商部门等。有时并不实质审查夫或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转让财产的行为是否征得了配偶的同意．包括在办理股权或知识产权转让协议等公证时．有的公证机构也不对该转让是否征得了配偶的同意进行实质审查．而只审查权利凭证上登记的权利人转让权利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论夫妻共同财产制对不动产登记公信力的影响

在《物权法》实施过程中,由于与《婚姻法》、《民法通则》就不动产产权共有人的认定存在差异,造成了权利人、司法实践部门的众多困惑。一方面,婚姻关系中的夫或妻一方采取欺骗、隐瞒的手段，利用夫妻共同所有的不动产登记在一方名下的便利，在未取得配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不动产转让给第三人．使配偶遭受无法弥...     

该遗产如何处分

一、情况介绍 2005年3月．某市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决定将该市中山路5号私房偿还原房主谷正新．因原房主已故，需办理继承公证。当事人提交的证明材料显示：谷正新于1979年去世，其配偶刘氏于1976年去世。谷正新夫妇的父母均已先于其死亡．谷正新夫妇共生育儿子三人。长子谷小勇，于1978年死亡，其配偶王芳健在，独生女谷玲于2000年因车祸死亡（谷玲的配偶为朱方文，两人于1998年结婚，未曾生育，朱方文已于2002年再婚）；次子谷小军，于1986年去世，谷小军之配偶肖倩、之子谷生清、之女谷馨均居住外地；三子谷小龙，现住该市。     

局部代孕法律问题研究

局部代孕是指妻因无法排卵且子宫有障碍无法怀孕，经其夫同意将夫之精子以人工注入他女体内，与他女之卵结合并由他女怀胎、分娩，分娩后夫妻双方为子女之父母。局部代孕因其有利于消除不育者的痛苦，不会损害代母、代孕子女的身心健康利益，应得到法律认许。法律应对局部代孕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局部代孕效力等作出规定     

中国胚胎诉讼第一案评析及立法建议

中国胚胎诉讼第一案,一审判决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当事人享有对子女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均合法合情.但一审否决当事人监管权,二审认为当事人享有处置权,均未脱离人、物两分,将胚胎定义为特殊之物或人与物的过渡存在,均不甚妥当.胚胎是生命的种子,与人有关,与物无关.原卫生部关于禁止代孕的行政管理规定,对自然人的私权也同样适用.我国应绝对禁止代孕,不允许近亲属之间代孕、期待我国允许代孕等成为当事人长期要求保管胚胎的理由.建议我国制定人工生殖法,对夫妻一方或精、卵捐献者一方死亡即应毁弃胚胎等作出具体规定.     

人工生育子女法律地位初探——兼议未来克隆人技术引起的法律难题

根据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婚生子女除包括在父母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出生的子女,还指经父母双方同意,依法采用人工生殖技术生育的子女,包括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代孕母亲等人工生育子女。所谓人工生殖技术,它是指不同于人类传统基于两性性爱的自然生育过程,而是根据生物遗传工程理论,采用人工方法取出精子或卵子,然后用人工方法将精子或授精卵胚胎注入妇女子宫内,使其受孕的一种新生殖技术。它与传统的自然生育过程不同,生育与性行为无关,且人工生育的子女可能有两个以上的父母,因此它是对传统父母子女关系的挑战。人工生殖     

“完全代孕”合法化初探

代孕是～种区别于传统自然生育的人工生殖技术，它是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中人工受精，人工培育形成胚胎后，植入代孕者子宫内代替怀孕即生产的过程。代孕技术的不断成熟并应用于临床，为广大不孕不育的家庭带来了福音，但由于其牵扯伦理、遗传、社会、人权、法律等众多领域，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备受争议，各国对于代孕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在管制与自治之间的我国公司法

公司的管制与自治是公司法的基础理论问题,管制意味着股东意思自治的空间较小,而自治则意味着股东享有较大的意思自治空间。进一步看,管制分为事前与事后两种模式,结合公司法的立法目的,需要放宽和减少事前管制,但同时又必须强化事后管制。     

重婚罪客观要件新议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第180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据此，理论界一致认为构成重婚罪必须具备：犯罪客体是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关系；主观上具有重婚的直接故意；犯罪主体是有配偶或无配偶而明知对方有配偶的人；客观上表现为存在两个婚姻关系的重合。然而刑法学界在阐释重婚罪客观要件——“与他人结婚”时，普遍认为在此既包括骗取合法手续登记结婚，也包含虽未登记结婚但却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实际上这种理解和表述既缺乏立法根据，又悻于逻辑含义。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