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盟对东亚地区合作政策的特点及其影响

东盟作为诸多发展中小国的联盟,以集体的合力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实际上的主导者。自上世纪末以来,东盟也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东亚地区合作政策。这些政策呈现出以下特点:力图摆脱却难免受到美国的控制,推行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推广“东盟方式”等。     

通向东亚共同体之路：合作与创新——新形势下的综合性战略思考

未来10年至20年，东亚共同体建设可考虑推动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升级，努力把“10＋3”建成“东亚核心共同体”。中日韩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可与东盟的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三大共同体相呼应，以“10＋3”为框架共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可持续安全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和“和谐友爱的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要妥善处理中日韩之间的关系、中日韩与东盟的关系、“10＋3”与“东亚峰会”之间的关系、美国与东亚共同体的关系，以及东亚共同体建设与借鉴欧洲经验的关系等五大关系问题。     

规范·制度·共同体——东亚合作的架构与方向

近来，围绕东亚一体化的制度、架构与方向的讨论非常活跃，各方纷纷抛出自己的倡议与构想，“共同体”再次成为东亚合作中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从地区主义的相关理论与东亚合作的现实进展两条脉络入手，探讨东亚一体化的未来架构和发展方向。文章指出，规范和制度是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要素。东盟方式和东盟中心仍将是东亚合作的主导规范，多重层叠和不断扩展的制度网络是东亚一体化的动力和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模糊性和过程性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特点和现实选择。     

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冷战结束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机制建设和具体经济成果方面成绩显著,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小国主导,大国积极参与。无论是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还是在“10 1”、“10 3”发展机制中,东盟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东盟针对东亚的战略格局而采取灵活的平衡大国战略;中日对东盟的“身份界定”基本一致;东盟倡导的合作机制为东盟的角色提供了制度保障。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东盟的主导角色符合东亚地区独特的环境,并将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小国领导大国”的奇特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     

东亚地区合作研究综述

随着东亚地区合作的深入推进及其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东亚地区合作的研究,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东亚地区合作发展动因、东亚主要国家地区合作战略、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阻碍性因素、东亚地区合作模式以及东亚地区合作功能与意义的研究。     

东亚地区化：困惑与前程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情况,政治安全问题突出,架构竞争日益明显,东盟、中国与美国等关键行为体的东亚战略进入调整期。但是在复杂的现象背后,以和平、发展和繁荣为目标的东亚一体化基本面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东亚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地区合作前景依然乐观。根据对新地区主义理论、欧盟经验和东亚模式的分析,文章指出东亚地区化应坚持软性制度主义、不对称互动和过程主导,并提出了坚持东盟制度中心、加强大国战略协调以及推进10＋1务实合作的政策建议。     

亚洲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

亚洲区域合作是亚洲国家应对全球化大潮的必然要求。虽然亚洲区域合作起步比较晚,但是潜力大,发展速度快,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004年11月在老挝举行10+3领导人会议同意建立东亚共同体,决定在2005年年底召开首届东亚峰会,这意味着东亚合作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势必对东亚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首先需要东盟切实发挥先导作用,同时中国和日本是本地区的大国,中日两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也日显重要。     

东亚区域合作的制约性因素分析

要实现东亚区域合作,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解决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存在的现实难题,当务之急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美国因素,即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态度与东亚对美国在区域合作中态度的看法;二是领导权,即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推进东亚区域合作;三是互信原则的确立,东亚各国必须建立互信关系,尤其是东亚地区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四是“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并行发展”,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同步进行。     

战略约束、规范扩散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冷战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自身权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东盟规范的扩散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有赖于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国家良性互动与东盟规范的继续深化,而非美日联盟,亦非大国权力均势.     

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中日合作与冲突

中日是东亚大国,东亚共同体建设离不开中日的主动参与,而中日关系改善的最大希望又在于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体制与前景,在根本上取决于中日合作的快慢与成败。以共建东亚共同体的意识构建中日关系的新基础,是中日关系走出历史阴影、携手走向未来的最佳选择。     

东亚能源安全困境与出路

能源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经济投入,也正在逐渐成为具有权利特征的政治要素。当前东亚能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能源需求的激增和对中东石油依赖的增强并存,运输线路比较单一,而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一项共同的能源安全政策。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域合作,尽管东亚能源方面的合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不过仍处于初级阶段。东亚国家应以战略性眼光积极促进能源合作,建立某种形式的能源共同体。     

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区域合作

当前亚洲区域合作呈现三个主要特点,一、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前景广阔;二、东亚合作正在成为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先导;三、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还就东亚合作的模式、领域,以及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我国与日本、美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

地区秩序是一个经常使用但却缺少定义的概念。本文探讨了亚洲地区秩序的现状和特征,特别强调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制和正在兴起的亚洲地区主义实践。快速发展的地区相互依存和发育中的各种亚洲地区安排以及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区域强国的崛起或者复兴,推动着亚洲地区秩序的历史性转变。一方面,美国在竭力强化亚洲地区的“中心—轮辐”体系,另一方面,迟到的亚洲地区整合和地区主义正在帮助塑造着地区主义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从地区秩序转型的角度,亚洲目前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有三种基本的地区秩序选择:美国霸权秩序的强化、取代美国秩序的新强权秩序和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明显地,未来导向的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符合所有亚洲各国的利益。地区主义为基础的秩序并不是为了挑战美国的主导性,而是为了使亚洲地区秩序更加合法、合理和正常。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以地区主义为基础制定其亚洲政策,将在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山东制造业基地的形成

区域化是全球化的表现,制造业转移是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反映,东北亚区域合作为山东半岛制造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山东以建设半岛制造业基地为总抓手,加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已取得明显成效,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半岛制造业基地未来将继续面向东北亚,立足两个核心区。在东北亚经济合作模式中,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作为中日韩地方政府合作交流的发展模式,不失为一种难得可贵的探索。     

"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与中国的作用

“东亚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安全合作作为基础,其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已由个别意向或政策建议成为各国领导人的共识。然而,在地区意识淡薄、政治互信不足、经济对外依赖的条件下,各方必须超越旧有思维,寻求构建共同的地区意识及价值认同,加强组织建设,避免成员“泛化”,以“10 3”为主渠道推进共同体进程。中国作为东亚的重要成员,应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协调者和建设者,中国应理性处理中日关系,认真反思自身发展,稳步、有效地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     

浅析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嬗变下的中日关系

冷战后美国成为东亚大国力量结构中的关键角色,在美、中、日三角关系中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的核心是如何平衡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其战略的嬗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制约中日关系的外部因素。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由均势战略转向优势战略不仅破坏了地区力量均势,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间在安全、历史等问题上的分歧。中日关系的趋冷将对东亚的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若干启示

东亚合作目前面临两个突出的、需要在认识上超越的问题:一是如何超越东亚的巨大差异性,从而形成各国对于东亚合作之共同利益的集体认知;二是如何超越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从而形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安全观和构筑东亚新型国际关系结构。针对这两个问题,本文探讨了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若干启示,认为全球化推动下的共同利益构成了东亚合作的历史动力,合作安全是实现东亚和平与繁荣的根本途径和保障,而文化因素对东亚合作具有独特作用。     

东亚区域合作的机制化安排

随着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启动,东亚国家间逐渐建立起了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目前,东亚合作机制被称为10 3合作机制,它包括东盟10国加中日韩三国的定期首脑会议、东盟分别与这三国的首脑会议、中日韩三国合作、东亚13国的各种部长级会议、湄公河和东北亚次区域的多边合作安排、以及第二轨道的活动。东亚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东亚国家提供了一个开展合作的平台。东亚合作的日益深化促进了东亚合作机制的逐渐完善和提升,促进了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跨界水污染的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研究——基于区域公共管理视角的考量

跨界水污染的治理并不是单个地方尤其是单个地方政府所能完成的。传统的基于行政区划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方式已经陷入了困境,进而催生了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治理制度安排。这种治理方式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观念的创新、制度环境的创新及组织安排的创新。各地方政府必须要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积极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进而建立起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协调、伙伴关系、双赢或共赢的治理机制。